历史在这里转弯（第5/5页）

从此以后，英国人再没有派遣使团。29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两次出使都无功而返，有一个原因很有意思——叩头，双方一直纠缠于三跪九叩和鞠躬的区别上。中国为了天朝上国的尊严，做足了工作，而英国使节为了英国的尊严做了坚决的抗争。1860年，咸丰皇帝为了不让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丢了面子，千方百计阻止英法使者进入北京，最终也没有阻止得了，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从正门东华门走，他们倒也走了，这让清朝舒服了一点。

为什么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捧着一颗心来，没带半根草去”，为什么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如马戛尔尼和乾隆的交流一样：“我竭力向他表明我这趟使命的目的，但他好像不准备与我进行这方面的谈话。”30

问题的根本在哪里？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中这样记叙托马斯·斯当东31后来的感受：“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32

然而，除此之外，是否更多地有遮羞的意思呢？

虽然马戛尔尼的来访，受到清政府最好的接待33，也感受到了中国上层的奢华，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与马可·波罗、利玛窦和谢务禄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并不是那样的富足与美好。

他笔下的中国妇女是这样的，“余所见妇女，大都食力自活者，肌肤为风霜所剥，颇不美丽。然此间天气尚佳，面色虽见侵于风霜，致中年之人带有老年之貌，而气色则固无憔悴之状也。”34

有洋人路过，被人围观是免不了的，他描写围观的人群时是这样的，“观者拥挤异常，不特水边以至岸上极高之处，多有人众驻足，即水中亦有多人，搴衣赤足，行至吾船近处，向船内细观。且每见钦使由船头行过，前列之观者，即立将头上所戴草笠脱去，俾后列者亦得一见钦使颜色。炎炎旭日，逼炙其脑，不顾也。”35

他写拉船的纤夫是这样的，“吾辈所乘船只长约70英尺，阔约12英尺，每船居人十数名，复装有行李及它种重滞之物，估其重量必在万斤以上，而中国船户犹能出死力以拽之，吾英苦力见之未有不为之咋舌者也。”36

路过镇江时，他写道：“昔时曾筑一巩固之城以卫之，今城已旧敝，无裨兵事矣。”37

路过常州时，他写道：“常州亦为南省头等都会之一，昔时衣冠之盛卓绝一时，今已渐就式微矣。”38

当马戛尔尼听说自己一行路上每天的接待费为每天5000两白银，在北京的接待费为每天1500两白银时，他有这样的感慨：“此物价极廉之中国，而吾等一日之用费竟有此至巨之数目，宁非咄咄怪事。”“而墨吏极多，层层剥削之，规定之数与开销之实数相去，乃不可以道理计耳。”“嗟夫！孰谓中国人之道德优胜于他人，窃恐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美门（财神）之子孙，同其为不肖而已。”39

虽然沿途总见军队操演，但是还是让马戛尔尼看到了“盛世”背后的败亡之兆。《停滞的帝国》一书为我们记叙了他们这次来华的感受：

“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40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41

马戛尔尼使英国人彻底改变了对天朝的看法。各种各样的见闻让以前那个令人向往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渐渐暗淡下来：

“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42

“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43

“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44

然而又是24年之后，这一暴力的“消除”活动终于开始了，赞成：271票，反战：262票，英国对华战争案就这样获得了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