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第4/8页）

7 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中的历史：历史学家发表史学成果后，教科书作者、大众传媒会对其进行加工、传播和再创造，又会产生一些新的文本。

不少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具有意识形态性，带着统治阶层的意图。它们对学界研究成果的吸收，往往会拖延较长的时间。而大众传媒，尤其是视听媒体中的历史，不但有意识形态性，还有娱乐性、商业性，戏说味道很浓。

8 在人群中传播的大众历史：接触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中的历史文本后，人群再对其进行再次、三次……n次传播。跟4类似，文本也会在传播中迅速变形，虽然这种变形可能因有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中的文本可供查证而较易得到纠正。

每个人都在亲历自己的历史。但关于自己之外的事情，人们接触到的，通常是第8、7、6类历史文本。口述历史工作者要做的，主要是找到亲历者或见证人，做第5类工作。官方意识形态对第3—8类历史均有压力，并很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四　影响口述史可信度的因素

了解历史文本的产生过程后，我们可以进而分析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尤其是口述资料精准度的因素。左玉河教授曾针对这个问题做过精彩的理论探讨。笔者将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对此做一些补充。从口述史料产生过程来看，影响其精准度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一）历史真相的多元性（认识论因素）

在前述历史文本的产生过程中，从“历史0”至“历史1”的飞跃是最容易出错的。坊间常见的“唯一历史真相”并不准确，历史真相实际是多元或多层次、多方位的。进而，在当事人大脑中的历史也是多样的。首先，谁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对于某段历史，尤其是由众多不同等级人士共同创造的历史而言，每一个当事人，可能都只是“盲人摸象”寓言中的盲人——他们能从自己的角度观察、体会到一部分历史真相，但谁也没有把握说自己掌握了全部的真相。其次，观察渗透理论，不同的知识储备会导致不同的历史当事人看到、体会到、把握到不同的历史真相。正如读书、听课一样，面对同一本书或同一堂课，相关知识储备多、社会阅历丰富、智力高超、目光敏锐的人，可能感觉兴致盎然、醍醐灌顶，学到很多东西，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感觉索然无味、昏昏欲睡，全然体会不到其中的妙处。

人们基于事实而产生判断，但对于事实是什么，不同的当事人通常有不同的看法。这在家庭纠纷中，体现得尤其多。对于同一件事，男人和女人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也许是某人过于感性、善于误解，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清官也难断这种家务案。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处在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当事人，也会产生类似的相互矛盾的看法。譬如，晚清之所以出现那么多教案，主要是因为传教士和义和团式乡民对教堂、医院、育婴堂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自己办的是慈善机构，而后者则把其看成是洋鬼子奸淫华人妇女、盗取小儿心肝的场所。

（二）记忆的选择性和准确性（生理因素）

在反映不全、未必准确的同时，人的记忆（“历史2”）还会迅速衰减。首先，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对于过去的历史事件，通常只能记下某些场景，而那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就像长焦相机一样，聚焦到了某个地方，该地方清晰，而其他地方的影像就虚化了。其次，人的记忆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据说金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蚂蚁只有几十秒的记忆，我们人类的记忆要长久一些，但通常也只能持续较短的时间。只有极少数内容，在经过不断温习、强化之后方能长久记住。

那些被记住了的事情，也并不时常浮现到脑海之中，它们往往需要某些东西触发和勾起，方能被记起。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绝大部分书都隐藏于一排排的书架后面，只有我们提供了索书号之后，才有少量书被挑拣到前台。

这些可能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先民处于危险之中，需对环境十分警惕，有限的脑内存首先要用于应对现实，对于既往，记住少数突出的点，用它们来勾勒出某个简略的历史图案即可。而新记忆的涌入，会压缩原本存于脑内存的信息，将旧有的历史点渐次驱入硬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