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5/12页)

介绍此事,就不在此多说了。

跃进大会上各单位不是提出了一些宏伟目标吗,那些目标也不是说说就完了,也得具体实施,院党组还要求用新人,用新办法,因为“资产阶级专家”所用的“迷信洋人”、“冷冷清清”的老办法是肯定达不到那种目标的。不少党员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上级的指示。譬如,昆虫所的赵星三就把按学科组织的研究室全给撤销了,改将全所按虫害的种类分成四个组,由研究实习员当组长,大科学家当组员。再如,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让全所三分之二的研究技术人员下农村,以向农民学习并系统总结其丰产经验。因人员大多已经出去,该所新落成的五层实验大楼被无偿送给了别的单位。

(三)研究粮食综合利用的问题

1958年8月4日,在听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虚报后,毛泽东指示: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指示被聂荣臻迅速传达给科学院党组。8月6日晚,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毛泽东的指示。虽然杜润生和一些科学家对粮食亩产万斤有无可能存在疑虑,但在略作迟疑之后,这个指示还是于8月下旬以紧急任务的方式下达给位于长春的应化所,位于大连的石油所(现大连化物所),位于北京的化学所,位于上海的有机所、生化所、植生所等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所。他们立即停止一部分研究课题,抽调一批研究技术人员,于8月25日同时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

(四)建立基点,总结农业丰产经验

1958年9月,院党组在北京开了个规模很大的总结农业丰产经验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二十几个农业高产地设立基点,每个点有几个人去蹲点。去的人以学植物、土壤的人为主,也有学微生物、昆虫的。植物生理所有不少人去了基点。当时的口号是“五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研究、同总结,所以,去基点的人很辛苦,连书也没有时间读。我去湖北孝感和河南长葛等基点看过,一是了解相关人员的在生活上有何需求;二是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到了那里之后,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每亩几千斤、几万斤的粮食产出,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不过是并田加称量作伪的结果而已。这些信息是基点的同志告诉我的,尽管他们对我未必熟悉,但毕竟我是院部去的人,他们对我并不隐瞒,因为这些信息在老百姓中间也都是公开的秘密。也有苏联、匈牙利等兄弟国家的人去那些地方参观过高产田。《科学简讯》反映了这些外国人的反应。他们有的赞扬中国人了不起,有的戳穿假象说了真话。《科学简讯》是科学院办的面向高层的内部刊物,主要是给省部级以上领导看的,我是后来才看到。基点坚持了几年,大概到1961年初,点上的人陆续才撤回来。既然那些高产都是虚报的,所以,他们那几年的时间基本是白白浪费了。

(五)让土专家进科学院当研究员

1958年5月,为了论证毛泽东反复阐述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思想,《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把白蚁防治土专家李始美等树为“我们党培养出来的新型科学家”的典型。昆虫所赵星三出主意,要让李始美进所当研究员。这是一个违反制度的建议,因为当时科学院提副研究员、研究员是十分慎重的,需要先由研究所通过,再报学部审核。昆虫所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拿研究员的职称来表彰土专家。赵星三就去院党组告昆虫所正副所长、生物学部学术秘书过兴先和竺可桢副院长的状,说他们阻挠李始美进昆虫所。裴丽生立即批评昆虫所,把这说成是一个政治问题。没办法,昆虫所重新开会,同意李始美做昆虫所的研究员;之后报学部,学部不得不表示同意;再报院务会议讨论,院务会议也通过了。7月,中国科学院以郭沫若院长的名义向李始美颁发了研究员聘书,还决定由昆虫所在广州为李始美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