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第5/7页）

评价与思考

熊：“文革”期间这个会议挨批判没有？

薛：这个会议是科协举办的，不知他们那边的造反派批判过没有。在我的印象里，科学院没专门批这个会议，反正我的“罪状”里没这条。“文革”时科学院有几十个各种名头的大批判“联络站”，批得较多的有广州会议、“科学十四条”、“七十二条”、“三高”、“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等，没有批这个会议的。

熊：对，应当没有。“文革”兴起之后我国还一度想在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呢。为了筹备这个会议，我国特意上马了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亚基等科研项目。

薛：1964年8月31日通过的会议公报说将于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还说将在两次全科会议期间再开一两次单科或专题性的会议。1966年7—8月间，虽然“文革”已经开始，我国仍在北京召开了暑期物理讨论会。1968年之所以没有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有“文革”的原因，更主要的是1965年9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协第八届全体大会上，苏联代表团以组织的手段将中国排挤出世界科协。因此，1966年中国科协被迫中断了与世界科协的联系。

熊：40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待这个会议？

薛：当年我国媒体对这个会议的评价是很高的，称它“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界的团结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甚至说它是“新科学的起点”，开创了“世界科学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帝国主义者垄断科学的时代结束了”。但它对第三世界实际起了哪些作用不好说。我们是为了扛“反帝”、“反修”的大旗才举办这个会议。但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究竟有什么收获，我是打问号的。假如说这个会议还有一些正面影响，在“文革”开始之后，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

熊：从我接触到的材料来看，会议“反修”的色彩不浓。但反对美国的目的似乎是达到了。会议结束时，不是有270名代表在《我们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申明上签了名么。

薛：这个申明的精神本来想写到大会的公报中去，但遭到了不少代表的反对——只有270人签名，意味着还有一小半外国代表不同意。更明确地说，他们不敢得罪美国，怕回国后日子不好过。所以后来采取的是不写入公报、由代表自愿在申明上签名的形式。这个会议还是有民主协商精神的。

熊：中国举办这个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的会议，目的还是在于宣传。宣传受众有两类，一类是外国人，一类是本国人。外国人不容易影响到，主要目标还是影响本国人，这个目的大概也还是达到了吧。通过报道多国代表对中国的好评，似乎从此可以看出我们是第三世界的领头国家，而处于我们敌对地位的美国则是邪恶的。

薛：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北京科学讨论会对中国的科学发展还有一个影响。它触发了毛泽东对科学的兴趣。在接见坂田昌一等会议代表之后的次日（1964年8月24日）晚上，他约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副团长于光远去中南海谈话。他从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一文出发，谈论了他对一些科学问题的看法，从“物质无限可分”，一直讲到“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关于细胞起源要研究一下”等。前者促使中国的一些物理学家在不久后开展基本粒子的结构研究，并于“文革”前夕提出“层子”模型。后者促使一些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在“文革”期间开展细胞起源、蛋白质起源、生命起源的研究。你前面提到的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亚基等项目，之所以能够在“文革”期间开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被纳于“生命起源”研究的大旗之下。这几个涉及数百位科研人员的项目使中国的基础研究在“文革”浩劫中仍保留了一点血脉。这大概也可以说是北京科学讨论会一个无心插柳之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