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 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第3/7页）

保护朱洗们“过关”

熊：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见解、善于变通上级的欠妥政策固然很好，但您的“以不变应万变”策略难以推得很广吧？比方说，在1957年的时候，您能用它来敷衍上级，少把同事们打成右派吗？

罗：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感觉比较欣慰的。反右派的时候，虽然我们受到了压力，但直至最后，都没有在细胞所划一个右派出来。

这跟王仲良等中科院的开明领导有关。那个时候不是普遍要求搞指标嘛，几乎每个单位都要划几个右派出来。我们没划，办事处党委不但没给我们压指标，还非常主动地保护我们所的科学家。有一次，王仲良和胡永畅（办事处党委副书记）找李楚珩（细胞所支部书记）和我（细胞所支部委员）谈话，讨论如何评价和保护朱洗。“反右”开始后，对于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别的地方大多在考虑如何处理他们，而我们——办事处党委和细胞所支部——在一起商量如何保住他们。最后我们对朱洗作了这么两个结论：（1）朱洗是个爱国的有成就的科学家；（2）他也讲了一些错话，但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讲错话。王仲良、胡永畅和我们的意见一致，决定保他。

朱洗这个人嘛，性子直，怎么想就怎么讲。虽然现在看来，他讲过的那些话并没有错，但在当时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如果要抓他的辫子，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比如说……消灭麻雀运动你知道吧。1955年，毛泽东提出，麻雀是四害之一，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消灭麻雀。当时我国有两位著名科学家公开表示反对，说麻雀是益鸟。南方是朱洗，北方是动物所的郑作新。虽然现在看，朱洗是对的，但那时候认为他反对打麻雀是错误的啦。王仲良、胡永畅把我们的意见拿到市里去，后来总算得到一个结论，对朱洗要保，没把他划成右派。

熊：他既对思想改造运动不满，又公开与最高指示唱过对台戏。众目睽睽之下，要保住他，真是不容易。

罗：朱洗还有很多辫子，我再跟你讲一个他的故事，你会从中体会到。1958年，朱洗出版了《生物的进化》一书，系统介绍了古今中外关于进化的思想，其中包括与达尔文观点相反的骤变思想。1960年，中宣部科学处的李佩珊到上海来，给了我看一封检举信。该信批判《生物的进化》一书既反达尔文学说，又反马克思主义。李佩珊问我：“《生物的进化》这本书你看过没有？”我说我当然看过啊。然后她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有两点意见：“（1）它搜集了非常丰富的生物进化方面的材料，是一部科学价值非常高的著作。（2）有些地方，兼收并蓄，引述了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观点的错误话语。总的说来，后者不是主要的。请你把我这个意见反映到上面去。”

后来上面来了一个通知，要朱洗做检讨。朱洗这个人个性很强，让他做检讨可不容易。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写的文章，一个字都不能改。”他不肯做检讨，上面又一定要，怎么办？只好暗箱操作。由王仲良先出面找朱洗谈，让朱洗做检讨。王仲良是怎么谈的我不知道，但他确实让朱洗服服帖帖了。然后胡永畅找我，让我帮朱洗写检讨。朱洗回来就找我，我们在屋子里谈。我说只好你写，你不写不好，我又不能代你写。朱洗写了一个稿子给我看。我说不行，你这么写肯定通不过——虽然他读了王仲良推荐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他的检讨还是不行。只好由我来给他改。后来检讨终于通过了，这个事情才基本平息了下来。当时中宣部科学处也是保朱洗的。

处理他的事情平息下来之后，又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消除他那本书的社会影响？听说这个问题捅到聂荣臻副总理那儿去了。聂总认为不好把朱洗的检讨公开发表啊，开会让他公开检讨也不好，怎么办呢？最后决定出一个修订版。当时朱洗的身体已经不好了，由谁来修订呢？最后这个工作落到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朱洗的学生王幽兰，她现在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就是我，算是朱洗的半个学生。我们两个人改。业务内容，除了错别字外，没有什么改动；与政治关联的内容，不合适的就划掉；然后顺一顺相关联的言语。我们还根据朱洗的意见，用研究所的名义加了一个说明。该书与政治有关联的言论本来就很少，所以两个版本其实没什么区别。1963年我们修改好了，送到科学出版社，他们没来得及印刷。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书没法再出版。“文革”结束后修订版才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