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成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7/15页）

邹：想问题、看书、写写东西。

熊：如果天赋不好，即便很勤奋，是不是也难以成才？

邹：李四光先生就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老说自己天资不是很高，考虑问题比较慢，但慢有慢的办法，人家花一小时，我花两小时，别人学一遍，我学两三遍，也一定能学会。

熊：在天资方面，您和他是不是有明显的区别？

邹：我学东西比较快，这是优点，同时也是缺点。学东西比较快，往往就会犯不够深入的毛病。上中学时，就有老师老提醒我：不要以为你会了，也许你还并没有完全会。这些根本的东西，不是大学老师，而是中学老师教给我的。我挺感激他们的。他们默默无闻，但培养出了很多人。

熊：您能做出这么多的成果，除了勤奋，还有哪些别的原因？

邹：主要是我愿意去想问题。看人家的工作时，我不完全是一种学习的态度。在学习的同时，我还在找人家的问题，看人家有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这样我就能发现问题。我对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一些看法。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不鼓励学生自己去想问题，不鼓励学生去自学。这是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之后，我被科学院研究生院请去讲课，第一天讲课下来就给我出了大字报，说我讲课黑板上写的东西太少，学生没法子记笔记。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原来当时的老师普遍在黑板上写得很多，将来考试就考黑板上的东西。他们认为我光嘴里讲，黑板上不写，将来没法考试。

熊：这件事情是怎么结束的？

邹：后来学校处理了一下。我也在课堂上讲了讲，说我考试不考背的东西，只要大家理解了就行。“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也讲过课（最早是在复旦大学，然后在上海科技大学），也不写板书。那时候没有大字报，但每过一段时间，学校要把学生的意见反映给老师，也有这方面的意见。但我向来都是这么讲的，这跟我自己的学习习惯有关。听课时我很少记笔记，但老师给的参考书我是一定要看的。如果记笔记，你就只能记下来，老师讲的后面的东西你就没时间消化了。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工作中有一些创新，和我过去所受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学习习惯是有关系的。自己想问题，不完全跟着文献上的思路走。看文献时注意问它是否有问题，作者的思路是否合乎逻辑，等等。有些工作就是这么出来的。

熊：也就是说看文献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

邹：对。

熊：我想，对于现在的很多学生来说，对于档次很高的杂志上的文章，恐怕只有学习的分儿，像您所说的这样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恐怕很多人都做不到。

邹：多年以来，我们国家都不提倡独立思考。上面讲的话只有学习、领会精神的分儿。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习惯移植到科学研究上，那就完了。做研究就是要问为什么，不问为什么，我们就永远谈不上创新，科学就永远都不会发展了。

熊：您的成就跟您面对面地参与了众多国际交流有直接的关系吗？

邹：不是很大。因为我的几个主要的工作都是60年代做的，根本没有国际交流。根本不能出国啊。就是偶尔有外国朋友来访问，单独谈话的机会也是很少的。当时根本不许单独和外宾谈话——这是违背纪律的。当时，见外国人至少得两人以上，不许单独见面，这是外事纪律。一个人去接待一个外国人，单独会见、单独谈话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

熊：到国外去开会呢？

邹：也不允许单独去。譬如说1966年在波兰召开的欧洲生化会议，就是由王应睐、我、龚岳亭三个人去参加的。

熊：80年代以后，您参与的国际交流就比较多了。您还曾到美国去做过访问研究，这些国际交流对您的研究没有直接影响吗？

邹：在美国时，我到处访问——与我的工作接近的重要一点的学术中心我差不多都去了——跟很多人谈话。这些交流开阔了我的思路，对于我的研究当然是起了作用的，但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的。

熊：您在美国时做的是什么研究？

邹：酶活性部位的柔性。这项研究在国内时就已经开始了，在国外利用他们的条件做了一些我们在国内做不了的实验。我这一辈子，除了研究生阶段的工作，其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国内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