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成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5/15页）
熊：1960年“大兵团作战”以后，您还做胰岛素合成吗？
邹：我回到酶的工作上，基本上没做胰岛素了。杜雨苍坚持在做。他遇到什么问题，我给他咨询咨询。
熊：然后您又在酶学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
邹：不过那时候只能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文章，影响力就小多了。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能往国外投。
熊：而且，在您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来了“文化大革命”，又不能工作了。
邹：在这之前也不能全力开展工作，工作的系统性也受到了伤害。我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加起来不到10年，只有大约1/3的时间，2/3的时间被运动花掉了。而且，能工作的时间也是不连续的。你刚开始做一个工作，又搞了一个运动，工作又得都停下来，后来又只得重新开始。即使在不搞运动的1/3的时间，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不断要开会！当时张劲夫做科学院的党组书记，他对科学家的心理是理解的，提出要保证5/6的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一个星期中，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应该留给大家做研究。这个规定基本得到了遵守，但也不完全。那个时候会多得很，动不动就要开会。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要留给科学家，那么会议怎么办？晚上开会！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开会的。我老伴那个时候在上海冶金所上班——当时还叫工学馆，晚上开完会回到生化所我们的家里时，常常已经是晚上10点、11点了。不管是白天开还是晚上开，这些会议都严重干扰了科学研究。因为做科学研究是无所谓白天、晚上的。
熊：是的，如果很累，就必然影响工作效率。而且，很多研究工作需要连续的时间。
邹：晚上应该去整理资料、查文献、看书，等等。必须看看国际上的发展，看看有什么新的动态，可一开会时间就没有了。但这些事情又是不能不做的，所以不得不在白天去补。
熊：请您介绍一下您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做的几项重要工作。
邹：60年代初的重要工作，一个是化学基团修饰和生物活性的定量关系，这个工作1962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是不可逆动力学，1965年首先在国内发表。这两项工作都是理论方面的，实验检验到1978年恢复工作后才做。
熊：化学基团修饰和生物活性的定量关系理论是不是直到后来您自己通过实验检验过之后才受人重视？
邹：不，1962年文章发表之后即受到重视。1978年我去访问英国，回到剑桥大学，当时的生物化学系主任Richard Perham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中国科学》杂志在英国的订户不多，生物化学系是没有的，为了查你的文章，只能到校图书馆去。在那儿找到《中国科学》杂志的合订本之后，不用去查文章的页码，只需看看书边，被翻黑了的那块就是你的文章。”
还一次我到美国开会，遇到了一位美国科学家，介绍之后，他说：“原来你就是邹承鲁！你欠我钱，你知道吗？”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跟他素不相识，又怎么可能欠他的钱？他接着解释道：《中国科学》杂志不是所有图书馆都有的，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我的理论，结果人家都写信给他，向他要单行本。因为不是他自己的文章，所以复制起来系里是不付钱的，他只能自己掏钱去复印再寄给人家。
熊：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
邹：也是在70年代。
熊：60年代这个工作就已经广受重视了吗？
邹：嗯。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外一位相当有名的酶学教科书（Dixon and Webb: Enzymes）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我的工作。
熊：在老一辈科学家中，我觉得您有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很注重理论工作，几个很重要的贡献都是理论方面的。您为什么会有这个特点？
邹：因为实验条件比较差。
熊：为什么大家都看文献，而就您一个人提出了化学基团修饰和生物活性的定量关系理论？
邹：那个时候做化学修饰，常常一下子修饰一二十个基团，然后认为这一二十个基团对于蛋白质的活性而言都是需要的。我看文献时觉得那种想法不对，应该可以说得更具体透彻一点。我就去想，然后提出一个关系式。把他们的数据代进去，发现都符合这个关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