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之死（第5/6页）

还有一支部队则在凌晨时分悄悄包围了总督府。营长（管带）陶泽锟被委派为敢死队队长，负责关键的“擒赵行动”，他的收获将会是一个团长（标统）的位子，以及他没料到的青史留名。

尹昌衡亲自负责掩护。他从正门入内，说服了剩余的卫队放下武器，而陶泽锟则从后墙翻入内院，冲进了赵尔丰的卧室。尹昌衡告诉老帅，为了他的安全，还是一同到军政府去。四名士兵一拥而上，将老帅架起来，拖到了军政府。这就是被时人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据说在整个过程中，陶泽锟只砍死了试图抵抗的一名警卫人员，也有野史说那只是一个伺候丫头。

而尹昌衡在回忆录中，却说自己是被迫杀害老长官的，逼迫他的人既有同盟会、同志军的人，也有蒲殿俊这样的士绅。同志军想杀赵尔丰，是觉得这次造反没有成就，“覆清我首功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为酬，奈何即罢？”而蒲殿俊等逼迫尹昌衡，是因为他们自己受到了士民的逼迫：“不杀赵尔丰，军民无噍类矣！”尹昌衡无奈，拖了几天，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动手。

在这份漏洞百出的辩解中，至少可以看出，这个下令砍下赵尔丰脑袋的年轻人，并不真相信老人是该杀的。根据这份回忆录，面对突然闯入的士兵，赵尔丰十分平静，走到阶下，问尹昌衡：“能相活乎？”

尹昌衡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众人的意见是：“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赵尔丰成了这场大灾难的最大替罪羊。

据尹昌衡说，他还派了士兵保卫赵尔丰的家室。赵尔丰一个孙子躲在邻宅，藏了七天，确定平安无事后才回家。

报恩

其实，要论起私人交情，赵尔丰及赵尔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尹昌衡出生于四川华阳，幼时随父母到成都，家境贫寒。尹昌衡最大的特点是人长得帅，身材高大，人称“尹长子”。18岁那年他考进了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官派到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扎扎实实待了7年，在当时大量的留日速成生中算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尹昌衡1909年回国后，先在广西当军校教官，因过于激进而被除名。赵尔巽不拘一格，任命他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练官。1910年，在新军十七镇成立典礼上，他居然当场驳斥了前来致贺词的赵尔巽，认为这支部队的成立并不值得四川人高兴庆贺，因为军械过于落后，是日军的淘汰装备，而指挥官朱庆澜本非军人，并不知兵。他甚至宣称，四川能带兵的就是他自己及周俊（后来成他的死党）两人。难得的是，赵尔巽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十分器重。尹昌衡从此名声鹊起，成为新军中川籍军官的灵魂人物。

川督尹昌衡、罗纶接见外宾。

赵尔巽在离任时把尹昌衡向继任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作了推荐。赵尔丰到任后，即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的代理总办，为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信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会党的力量，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这与其说是对反动的旧官僚的清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一切潜在的敌人的警告，而这种敌人往往是他们内部可能与其竞争的同志兼兄弟。排长贺国光奉命将老长官的首级浸泡在酒精中，预备送到川藏边（西康）去示众，那里正是赵尔丰为国家建立功业、为自己赢得“屠户”名声的地方。后来，这一长途示众的计划取消，贺国光奉命安排人员将赵尔丰的头身缝在一起。

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拿着赵尔丰人头当投名状的尹昌衡，几年后被袁世凯诱捕——赵尔巽要为其弟报仇，赵尔丰之女又是袁世凯的三儿媳。多亏尹昌衡还曾经认过段祺瑞为老师，才保住了性命。这位果敢的时代骄子，出狱后就远离名利场，以教书写书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