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围城（第3/5页）

李劼人记载道：“若不是革命党人在股东会、同志会中间煽动人心，恐怕连七月初一日的罢市罢课也不能闹起来，就闹起来也不会坚持到半月之久的，革命党人也因为看透了宪政派的弱点，在争路期间，他们就不谋而合地实行了孙中山所手定的办法，一面加入各地同志会，一面极力联络哥老会，暗暗地把光用口舌相争的同志会改成一种有武力的同志军，时机一到，就光明正大扯起革命旗帜来排满。”

一直在合法、非法两种手段间徘徊的保路派，到了全川鼎沸的时候，也顾不上什么“宪”不“宪”的。他们闹保路运动，本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成都惨案之后，同志会就派出人员“分向川南一带，与各地同志分会联系，策动其组织民团，进攻省城”，也要拿起枪杆子了。其中，如满口法律与文明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通过其父亲作为川北辈分极高的哥老会老大的关系，与新津、温江两地的会党取得了默契，使自己“在川西南的同志会首领和哥老会舵把子中颇有号召力”。这为日后他被赵尔丰释放后，试图举兵暴动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四川独立后利用兵变，从长期的工作搭档、都督蒲殿俊手中夺权奠定了基础。连一贯以宪政面目出现的蒲殿俊也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崇尚力量是人的本能，更是权力的本能。在保路运动发展到了靠枪杆子说话的地步，所谓立宪派与革命党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其实，即使号称圣人、远在海外的康有为，也曾经耗费巨资在美国的华裔子弟中建立了一支小型军队，并且有模有样地到纽约阅兵，过了一把干瘾。

长期潜伏

赵尔丰下令开枪之后，成都全城戒严，兴奋的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如获至宝，缒城而出，赶到城南朱国琛主持的农事试验场。在朱国琛手下工人们的协助下，他们制作了数百张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字，涂以桐油，投入锦江，这就是著名的“水电报”。

四川本是以江河闻名，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嘉陵江就是四条大“川”，极其发达的水网成为信息传播的高速通道。时值江水上涨，“水电报”顺流散布，收报人又如法炮制，制作更多的水电报投下，信息迅速传遍全川。

这已经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三次“水电报”了。第一次“水电报”是朱元璋统一西南、消灭大夏政权之战。当时明军分东、北两路军攻打四川，夏军凭险固守，明军进展极慢。明将傅友德在攻克阶州（今武都县）、文州（今文县）、绵州等城之后，为汉江（今沱江上游）阻隔，正值江水暴涨，“乃以木牌数千，大书克阶、文、绵州日月，投汉江顺流而下”，于是“蜀守者见之为之解体”。

第二次“水电报”是在明朝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彝族头领奢崇明占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随即包围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后升任四川巡抚）带两千士兵防守。攻守僵持102天后，在反攻前夕，朱燮元“造水牌数百面，投锦江顺流而下”，上书“沉舟斩筏断桥梁，严兵以待贼”，结果“贼夜半果逸，乾象（朱燮元派入叛军的卧底）等内变，贼营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营走”。

第三次“水电报”即为成都惨案发生当天发出，如果说同盟会不是蓄谋已久，显然是过于小看他们的革命智慧和革命效率了。

说起来，同盟会对四川的渗透还要归功于日本人。早在甲午战争前，以汉口为总部的日本谍报机构乐善堂就专门建立了四川支部。著名间谍石川伍一（此人后来探知北洋水师的运兵计划，导致运兵船“高升”号被日军伏击，引爆甲午战争，在天津被捕，后被处决）等人，就以成都、重庆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曾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被捕下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他们提出的远期计划是在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谍报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做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