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采取的措施（第2/2页）

第四，调动中央军监视不稳的地方部队。1942年以前，政府大致上是将中央嫡系部队集中置于日军的正面，以备随时作战。但在1941年之后，嫡系部队渐分散至全国各省，同时中央又设法将具有地方色彩的部队调离本省，派驻至较远省份，使其失去乡土的奥援。如此一来，中央与地方部队的防区分配，乃成为犬牙交错的形势。在日军降低其攻击性的前提下，此种部署方式使得中央能够有效地监视不稳的地方军系部队，使其对政府不敢存叛逆之心。战时政府深为各方非议之封锁中共地区的措施，即为此一政策较为特殊的一个例子。当时中央确曾调派嫡系部队围驻中共边区，但数量不如外传之众，且其监视的目标除中共外，尚包括陕、甘、青数省的地方军队。[15]在胡宗南的部队中，流行有“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服四马”四句口号，即为明证。[16]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徐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该军成立于抗战初期，为全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17]之所以驻于全州，一方面固然是作为第三、四、七、九战区的总预备队，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监视广西的作用。[18]又如1939年2月1日，军事委员会将原重庆行营撤销，另于成都、西昌设委员长行辕，分派贺国光、张笃伦为主任，目的即在控制西康及云南。[19]此外，第一战区的卫立煌，也负有监视阎锡山的任务。[20]

第五，利用新编和混编的方式推动部队的中央化。一方面，成立新的部队，自1937年抗战开始时，国军部队总额仅有49个军、177个师，经逐年的扩张，至1944年底止，已增至124个军、354个师，[21]将效忠中央的部队优先填入，或将几种不同来源的地方部队，编组成一新的部队；另一方面，利用机会打破地方部队既有的建制，进行混编——即将地方部队打散，分别编入不同的中央部队，[22]使其无法相互照应。例如1941年1月中条山战役前，军统系统的康泽即曾以第四集团军的孙蔚如部有倾共嫌疑，建议军令部将该部队“调长江以南分割使用，积极改造”。[23]抗战期间，除阎锡山的晋军外，其余的地方部队均被分割使用。[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