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参谋人事管理（第3/4页）

由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显示出，同学关系至少在某些部队参谋阶层创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胡宗南的干部中，不少是出身陆大，其中许多即是由同学关系介绍而来。如1940年，胡宗南的侍从参谋侯声自陆大特别班第四期毕业，向胡签呈介绍张汝弼、张观群、马毅志、慕中岳、梁文铁、宋质坚、佘辉庭等十余位同学，经胡宗南先任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将高级教官，经过考核，先后分派为各军、师参谋长。胡部驻重庆办事处长程开桩，1942年自陆大特别班第五期毕业，也曾介绍许多同期同学至胡部工作，如谢齐家任西安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63]

至于延揽学生作为干部的情形，则更为常见，如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即多为其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队长时的学生。[64]

学缘关系不仅是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为军中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的形成，提供了潜在的基础。例如民国以来的川军，派别众多，其中“速成”（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为最大的“学系”，至于“军官”（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可称为“准学系”。论者以为，民国时期四川二十年内战，数百次交锋，自始至终贯串一“学系”之争。[65]又如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有些期的学生特别团结，甚至在毕业前即约好特定的电报密码，作为日后联络之用。因此在中央军中，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虽各成集团，但他们下面的陆大十一期毕业生，彼此之间却电讯常通，联系密切，[66]本身虽未成一系，但是却成为各系之间沟通的桥梁。

第三，旧属：我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军界也不例外。各机关、部队每有主官调动，参谋人员也随之更换者。如此不但影响业务的推进，同时也不符合参谋任用的规定。[67]

第四，地缘：北洋时期，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即为同乡。国民政府时期，军中引用同乡作为干部的现象，以地方部队最为显著，如战前广东的第十九路军，于闽变时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由蔡廷锴兼总司令，其下统辖的五个军长中，即有三个是罗定同乡，总司令部的处长以下官佐，更是不胜枚举；对于同乡以外的粤人，尤其是外省人，则疏而避之。[68]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在用参谋时，都是兼及数种关系，只是各人偏重不同而已。一般说来，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为主，而中央军由于流动性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事、学生的情形较多。如胡宗南集团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69]

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70]

（三）升迁调补

国军参谋人员的升迁办法，和其他一般军官，并无多大不同，故在此不拟多加讨论。[71]根据抗战时期军令部的检讨，认为参谋的升迁，由于缺乏严确的考核，以至于没有严格的标准，每使优秀者不能才尽其用，次焉者反得滥竽充数，于是参谋服务的热忱自然降低，而能力也自然日趋衰颓。[72]

军队如果想要提高官佐的素质，应实施各种调任，使每一军官能经历指挥官、参谋、幕僚、事务官、教官等各种职务，养成健全的人才，同时也可打破军队私有的积弊。军官佐于任职中的调任，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经历调任：军官佐应有本官科各种职务的经历，应在部队、机关、学校之间轮流调动，而不应长久停滞于某一处。三者之中，尤以部队职务最为重要，凡军官晋级、晋阶，必先服相当期间的部队勤务。国军人事法规虽然也有经历调任的规定，但是并未实施。1939年4月，始实施指挥官与幕僚的调任，至该年年底止共调任137员。1940年10月，军事委员会再订定《陆军军官实施互调暂行办法》，通令定期任职时，实施经历与职期调任。[73]但是未能推动，其原因为：（1）作战期间，人员更动确有未便。（2）少数部队长官狃于习见，视军队为私人产物，非其所属系统，不肯互调。（3）抗战期间，各级军官，学识程度降低，而实战经验增高。相互调职，以幕僚调队职多能胜任，以队职调幕僚，能胜任者实鲜。因此各部队仅在可能范围内，作少量互调，以示奉行法令而已，并无法普遍施行。[74]（4）中央规定，凡升调及投考陆大，均以曾任主队职与否为标准，因此军校及陆大毕业学生，一到部队，多喜带兵，而不屑于参谋的工作，形成重主官轻幕僚的积习，部队中如以一上尉连长调升少校参谋，许多人则认为是明升暗降。[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