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兴（第5/11页）

清军问鼎中原，一路摧枯拉朽，汉人纷纷归附。清廷在壮大力量的同时，也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如何区别对待纷至沓来的归附者？

一视同仁？——幼稚！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会卖力干活？

论功行赏？——看上去很公平，其实更幼稚！战争时期的功勋，当然是胜仗打得多。打胜仗，需要实力；打胜一仗，实力渐长，如果级别也跟着长，你信不信，只要谁打遍天下无敌手，枪口一转就要打进紫禁城。

或许有人会说，等平定天下再挨个收拾不就结了？要么残暴一点，像刘邦对付韩信那样兔死狗烹，要么温和一点，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换作其他朝代，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这么干的。但到了清朝，情况就大不同了，因为它是少数统治多数的“异族”。

动一个汉人将领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更别说动一窝了，满八旗就那几号人，经得住几个人捶？后来康熙以“削藩”之名玩“兔死狗烹”的把戏，“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便搅得清廷不得安宁。若不是人心已定，叛乱势力不占主流，最后的结果还真是很难预料。

平起平坐不妥，论功行赏也不行，按姓氏笔画为序就更扯淡了（聪明的立即改姓一，更聪明的连姓名都不要），那该怎么办呢？有办法！——按“投诚”时间排序，同一序列按功绩封赏。

第一等汉人是清军入关之前“投诚”的，武将归入“汉八旗”，文臣基本享受满族官员待遇（通婚不行，但可以担任掌握兵权的总督），统称为“辽人”，如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

第二等汉人是清军进京之前“投诚”的，功高者可以封王，如吴三桂；

第三等汉人是清军过江之前“投诚”的，封王是指望不上了，总督也免谈，如刘泽清、刘良佐、李成栋；

第四等汉人是清军过江之后“投诚”的，极少数得以苟延残喘，大多数等着挨刀，如郑芝龙、丁魁楚。

这个“潜规则”看起来纯属变相的“血统论”，其实还是有点道理的。如果将“投诚”当做风险投资的话，那么时间越靠前，冒的风险就会越大，得到的收益理应越高。

更重要的是，按这个规则排列，能打的人投诚时间比较晚，因而层次较低，层次较高的人大多实力不济，反而对清廷死心塌地，这太符合当权者的期望了！

吴胜兆、金声桓不适应这个“潜规则”，他们天真地认为功劳越大理应封赏越多，却不知道清廷还打这种“血统论”的小算盘。心里憋屈，又遭遇相当无耻的文臣压迫，大腿一拍就反水了。

李成栋也一样，凭借多年战功，他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两广总督。但等到任命下来，李成栋傻眼了：当初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同僚”佟养甲成了总督，他连巡抚都没能混上（佟养甲一起兼了），只得到一顶两广提督的帽子。

凭什么？就凭佟养甲出自“辽人”世家，是正儿八经的汉军正蓝旗人！

干活少不了，封赏靠边站。——这就是金声桓、李成栋人生的宿命，也成为他们奋起“易帜”的内在原因！

光有内因也不行，不然李成栋早反了。他虽然心里憋屈，但环顾一下四周，西面的“逃跑帝”一直在跑，东面的福建是一团浆糊，北面的湖南朝不保夕，南面的大海浩淼无垠，李成栋最后还是决定忍气吞声。

李成栋“易帜”，缺少的不是理由，而是勇气！

李成栋决定“易帜”，因为他找到了勇气。这份勇气，来自“岭南三忠”前赴后继的抗争，来自金声桓掷地有声的倒戈，来自何吾驺矢志不渝的策反，来自爱妾赵氏的以死相逼。

勇气，终于在李成栋的内心中化作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于是，“毁三观”2.0横空出世！

李成栋的选择

李成栋“易帜”后，盛情邀请永历朝廷返回广东，移跸省会广州，但遭到瞿式耜的激烈反对。他担心朱由榔从自己的地盘上溜走，变成别人的傀儡，因此极力主张移跸桂林（朱由榔已逃到南宁）。

永历朝廷这下热闹了，皇帝在南宁，首席文臣瞿式耜在桂林，最有实力的武将李成栋在广州，稀里糊涂就成了三个“首都”一起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