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敌后（第6/7页）

出人意料的是，黄斌卿居然非常爽快地同意出兵。黄斌卿如此反常，冯京第的游说只是次要原因，主要是他看到了切实的利益，在家门口“入股”至少比跳到江苏去凑热闹要靠谱得多。

如果能够顺利拿下宁波、绍兴，就华夏和王翊的实力来看，无异于给黄斌卿打工。黄斌卿不仅能够扩大势力范围，还能在“敌占区”与舟山之间增添一道屏障。另外，宁波与舟山隔海相望，危险系数要小得多。

这笔一本万利的生意，谁不干谁是傻子！

得到舟山的积极回应，华夏与王翊、黄斌卿约定，趁浙江巡按御史秦世祯移驻天台之际，于十二月初四举事。

黄斌卿同意出兵，舟山到宁波这么短的距离，海上也出不了什么岔子。遗憾的是，“五君子”成了2.0版的倒霉蛋，这次举事还是以失败告终，不是黄斌卿掉链子，而是华夏那里出了纰漏。

吴胜兆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教训：想造反，保密和“政审”是相当关键的！在这个问题上，王翊的义军不会有大问题，但到华夏这里，风险系数就比较大了。

前面说过，“五君子”不止五个人，掌握核心机密的知情人不下十个人。人越多，保密越困难。再加上又是一群书生，简直就是要老命了！

倒不是贬低书生，书生有两个特点：爱找同道中人、社会经验缺乏。总之，比较好糊弄。谁暗中骂清廷两句娘，就被他们当成自己同志了，口无遮拦地将整个作战计划娓娓道来、和盘托出。

一传十，十传百，结果传到谢三宾这儿来了。谁也没料到，谢三宾早就是降清的铁杆分子了。弘光政权垮台后，浙江掀起了抗清的高潮。当时，华夏奉命赴定海游说防倭总兵王之仁入伙，几乎同时来见王之仁的还有谢三宾，只不过是替清军策反的。最后，王之仁将谢三宾撂在一边，跟着“六狂生”一起抗清。

谢三宾虽然投降了清军，但一无功绩、二无背景，没能得到录用，此时正待在鄞县无所事事。得知华夏等人密谋“反叛”，谢三宾终于找到了立功的机会，赶紧向清军分守宁绍台道陈谟告密。

密谋暴露，华夏等人还蒙在鼓里，秦世祯立即改变移驻天台的计划，决定先发制人，调兵进攻四明山。毫无准备的王翊被打得措手不及，仓皇逃窜。

谢三宾知道作战计划，但未必清楚密谋者到底有多少人。不过，王翊补上了这个缺。由于事发突然，清军在王翊的老巢缴获了一批相互联络举事的密信。不仅铁证如山，而且有名有姓，清军按名字抓人，“大鱼”一个也不会漏。

十二月初二，华夏被捕。随后几天，除了董志宁得以逃脱，其他参与密谋者先后被清军捕杀。约定日期未到，举事的主谋、主力均被铲掉，作为内应的陈天宠、仲谟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浙江发生的这一切，远在舟山的黄斌卿并不知情。当舟山水师按计划增援时，遭遇清军的强力阻击，交战整整一天，舟山水师损失战船数十艘，副将李让战死，被迫返航。

继吴胜兆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清行动再一次胎死腹中。

王光泰起义

敌后的抗清斗争并非局限于江南，清军在长江以北的日子其实也很难过。其中，比较大的是发生在襄阳、郧阳（今湖北郧县）一带的起义。

领导起义的人叫王光泰，但这次起义跟他的哥哥王光恩有直接关系。王光恩绰号“小秦王”，原是“流寇”的首领之一，崇祯时期接受朝廷招抚，驻守郧阳。弘光元年（1645年），王光恩率部降清，任襄阳总兵。

王光恩镇守襄阳，郧阳巡抚潘士良也驻节在襄阳，同地为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再次发生。潘士良一直看不起王光恩的“流贼”出身，王光恩对潘士良更是瞧不上眼。你倒是进士出身（潘士良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还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不也照样投降吗？我王光恩投降还能升总兵，你潘士良投降，直接从中央滚到地方，还有脸在我跟前得瑟？

潘士良干不过手握枪杆子的“地头蛇”，便直接向北京密奏，诬陷王光恩谋反。多尔衮没有洪承畴的好脾气，直接下令把王光恩逮了，押往北京。

这种典型的文武相争，所谓谋反基本上都是子虚乌有，为什么多尔衮会信以为真呢？并非多尔衮好糊弄，而是他另有算盘。既然是“流贼”，现在不谋反不代表以后也不谋反。襄阳地理位置重要，万一王光恩被逼反了，麻烦可就大了，他可是掌握着近万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