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15/51页）

尽管如此，教堂在炮火的轰击下，还是逐渐显示出危机。

为了躲避炮弹、火焰以及坍塌下来的墙壁，妇女和儿童们惟一可做的就是不断地跑来跑去。一位外国女传教士成了她们的首领。这位女传教士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在烟火中十分醒目，在妇女孩子们的眼里，这是逃生的路标。女传教士的白帽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摘下来过，“总是低低的，迅速穿过院子”，她的身后是一大群妇女和儿童，她们数十天内一刻不离地跟着她，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躲避。

最严重的不是死亡，而是饥饿。西什库教堂内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已全部吃尽，树叶和树皮都成了最珍贵的食品。教堂里的男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精神恍惚地活着。他们奔跑、躲藏和呐喊，不能休息，不能睡觉。神经的极度紧张、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日益短缺的弹药以及不断在自己身边死亡的同伴以及妻儿日夜不停的哭喊和死亡，这一切都一齐折磨着他们疲惫的肉体和心灵，使他们两眼呆滞，行动迟缓，最后他们甚至在并没有被什么东西击中的情况下突然倒下来，死一样地一动不动了——这是真正的绝望。

教堂里也有永远不谈绝望的男人。一个中国教民豁出一死单独突围，企图把教堂里的情况向各国公使们报告并且请求救兵。但是，这个中国男人自从走了之后，教堂里的人就再也没听见过他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当晚就被义和团们抓住，现在脑袋挂在了城墙上。即便如此，在法国报纸关于北京西什库教堂被围之战的连续报道中，依旧记载有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十名副主教在一个意大利士官和四名法国水兵的带领下，偷偷地溜出教堂，“抢掠了义和团或者中国军队的大炮”，他们甚至“爬墙溜进了北京的一座兵工厂偷回来了炸药”。如果这个举动不是外国记者们的杜撰的话，就简直是奇迹了。在外国报纸的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那个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更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帝国军队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的口令几乎“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死亡的：帝国的正规军队参与了进攻，连续两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长久地站立，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当时，左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1900年西什库教堂“被围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在外国记者的笔下，西什库教堂的抵抗被严重地神奇化了。没有人真正得知在那六十多天里这座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战斗”，那么除了义和团方面的“牺牲”之外，教堂里也同样有死亡发生。关于这座教堂里死亡的文字记载，依旧来自洋人们的有关“报告”。事后，各国公使为了寻找“惩办罪犯”的证据，曾对教堂内的死亡情况做过统计——当然，可以肯定地说，统计数字是经过严重夸大了的，但至少可以了解当时教堂内的肃杀气氛：武装官兵死伤过半。三百多名孩子的哭声逐渐减少，因为“每天要埋掉十几个”。义和团们曾经多次挖地道，埋设地雷，“先后爆炸四次，炸死教民四百多人。”

同样没有疑问的，还有这场战斗的最后结局：打进北京城的各国联军“终于到达了教堂”。而在这之前，义和团与帝国军队始终没能把西什库教堂攻陷。

如果说西什库教堂是义和团围攻，帝国军队助之的话，那么，进攻使馆区倒可称之为真正的战斗了，因为，进攻使馆区是帝国正规军队主攻，义和团助之。

1900年，帝国对北京使馆区的进攻，晚于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这是因为对教堂的攻击大多是义和团们所为，而对使馆的进攻，是在局势已经恶化得陷入无法解释的地步的时候，帝国军队开始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