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3/55页）

官司越败，人气越愤。土地官司逐渐演变成了反对洋教的农民和信奉洋教的农民之间的直接冲突。1887年，梨园屯六位乡绅中的左建勋和刘长安带领几百名村民把洋教士带领教民运来准备建教堂的建筑材料搬运一空。这件事居然惊动了帝国的总理衙门，因为法国使馆为此向帝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五年后，这里的官司依旧在打，但是冲突已经升级，反对洋教的农民们请来了一个道士住在玉皇庙里做主持，为了防止信教的农民闯入，他们把乡练的枪械布置在庙里——这种武装的介入标志着更大冲突的爆发为期不远了。

官司又一次失败后，阎书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散漫的“红拳”看来不管用，应该投靠更有力量的“拳”。

“拳”，这个字几乎就是接下来帝国混乱时光的代名词。

当夜，阎书芹带领他的“拳”兄们走了，去寻找他们早就听说的另一个“拳”：梅拳。

梅拳这时几乎可以称做一个“教门”了，从明末算起它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有严格的师承传统和谱系师承，分为武场和文场，广泛分布于河北的冀州、河间、顺德、广平、大名各府和山东的临清、冠县、邱县一带。他们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官府取缔，是因为他们的“拳”规极其严厉，其中包括不准江湖卖艺、不准接触女人、不准和其他教派发生联系等等。美国学者周锡瑞在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对“梅拳”的见解为：此“拳”是一个“纯粹的武术团体”。其实，在帝国的那个年代里，“纯粹的武术团体”根本不存在。被绝望的生活处境和不公平的现实逼迫得无路可走的农民们聚集在一起练习武术，绝不是为了弘扬什么“国粹”、“传统”、“文化”。一旦社会条件成熟，这类的民间组织往往是武装暴动的重要力量——帝国历史上数次农民起义无一例外。

威县梅拳第十四辈文场师傅赵三多是梅拳目前的当家人。他的身份是公开的，不少徒弟在衙门里当捕快。凭借着声望，他成为威县调解民间纠纷的首领。他是非暴力者，不赞成“十八魁”们的武装行为。他知道教民冲突已经在山东、河北交界的“飞地”地区公开化了，而他自己也是憎恨洋教的，因为洋教和梅拳的教义是冲突的。

赵三多的手下有一个名叫姚洛奇的拳手，在梅拳系谱中比赵三多长一辈，是个烧窑人，他成功地劝说了赵三多“举事”。当时，帝国北方大面积的旱灾令农民陷入生存绝境，而德国军队对胶州湾的占领更令国人愤懑已极。这时，阎书芹这个另外拳派的人登门行“弟子礼”了。他们诉说了在梨园屯庙产官司中的不满。于是，姚洛奇对赵三多说，无论是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还是出于乡土道义的需要，都必须站出来反对洋教了。

为了不连累传承了几十辈的梅拳，赵三多决定脱离祖谱，表示与梅拳完全脱钩，而将愿意和自己一起“举事”的拳手重新组织起来，并为这个新组织重新起了一个拳名：义和拳。“顺清灭洋”，这是义和拳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

义和拳，后来的义和团，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1898年的事，此时，正是京城的“康党”们逃亡和被杀的时候。

帝国政府无暇关注到在帝国的山东与河北交界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知道了，也只会认为过是几个农民在和洋教士闹别扭。帝国政府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点点火星，很快就要演变为铺天盖地的熊熊烈火，一直燃烧到帝国的都城北京，继而又燃遍了帝国的整个北方。

一年以后，另一个“拳”以更大的规模蜂拥而起。这个“拳”叫做“神拳”。

神拳没有红拳和梅拳那样悠久的历史和严密的组织，实际上它是黄河决口的黄水冲出来的一个临时组织。1898年，黄河在东阿县决口，淹没了东阿、荏平、高唐、聊城等州县，“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水灾中流离失所的农民们饥饿难耐地聚集在一起，如果再不信点什么，他们就活不下去了，于是神拳出现了。神拳信奉经过简单的仪式之后，神的力量就会依附在练拳者的身上，并且发生许多预想不到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