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31/58页）

康有为回到了广州，开办了由他执教的“学堂”：万木草堂。康有为不是进士，连举人都不是，居然开学堂办教育，于是遭到人们的耻笑和攻击。但是，他终究是一个已经小有名气的上过“书”的“公车”，慕名而来的学生居然不少。严格地说，万木草堂不是一个学堂，而是一个“政治团体”。学堂讲的不是八股文，而是要探讨国家的出路。

就是在这一年，继续苦读并且梦想考中进士的梁启超在与康有为相遇的瞬间便认定：眼前的这个人是一个能够指导他人生，让他一生都追随的人。

1894年，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师生二人结伴北上，一起来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两个人都没考中。

1895年，师生二人再此结伴北上来到京城，在一起组织了“公车上书”的同时，又一起顽强地向“进士”冲刺——两个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多，但都表示成败在此一举，如果再考不上，就都不再应试了。

令康有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记住了康有为名字的那个大学士徐桐！

徐桐决心绝不录取康有为，并且对此十分留心。他向副考官们通气：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肯定是那个康有为写的，见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结果，考官们看到了这样一份“出色的”试卷，经过对文章立意、观点和风格的分析，认定无疑是康有为所作，于是立即“弃置”一边。由于文章写得实在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还在这份试卷的卷末写了几句颇为俏皮的话，把康有为比做已经出嫁的漂亮女子，尽管看上去令人心动，可无论如何“娶”不得了：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谁知道，这份被误认为是康有为的试卷，其实竟是梁启超的。按照科举规定，发榜时前五名依次填写姓名，当填到第四名的时候，徐桐向考官们“夸示弃者必康有为卷”，站在一旁同为主考官的翁同龢还嬉笑道：“尚有第五，安知无他？”第五名考生的名字填了出来，竟然正是康有为！

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梁启超从此再未涉足考场。

康有为在梁启超的牺牲中参加了殿试和朝考，但一一落选，他没能获得接受皇帝亲阅钦定名次的资格。他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一个才大心高的社会精英得到的竟是一个低级京官的职务：主事。具体“单位”是政府各部中的工部。

对官职极其不满的康有为和考进士失败的梁启超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从此开始一心一意地以变革为职业了。

11、领土危机

台湾，中国一个多灾多难的海岛。

《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当台湾省民众得知帝国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民众鸣锣罢市，宣布一切银两不准外运，制造局不得停工，台湾税收必须留做抗日之用。所以，当日本军队依照《马关条约》上岛去接收土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抵抗。

这是连日本人都不可理解的战斗：战斗的一方是日本的正规部队，而另一方却是连军队都算不上的一群将辫子缠在额头上的“义军”。战斗从一开始双方就明了结局是什么，因为参战的中国民众一开始就声明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要“以示不甘为敌国之顺民”。他们张贴出一张布告，为自己近乎“自杀”的行为向帝国政府、日本军队和全世界做出解释，措辞之凄凉令人不忍卒读：

此非台民无理倔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田里，则内渡后无家可归；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因此椎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凌霄一士随笔》卷九第二期《台人抗日》。）

中国民众的凄凉在于，他们面对的是朝廷的割让。

《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后仅仅六天，那些帝国主义们就突然一反“中立”的立场而跟“大获全胜”的日本人翻了脸。一份以俄、法、德三国名义发出的“最后通牒”被送达日本政府那里：日本占领中华帝国的辽东半岛，是对“远东和平的障碍”，日本必须放弃这个要求，如不答应，我们“将不惜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