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残阳如血（第3/22页）

数十年后，经当地部门的详尽调查，确定当时收留孩子的老人是家住白沙河边的张二婆，老人还给孩子取过一个名字叫王秀珍，孩子在三个月时因身上长毒疮死了。

虽然妻子生孩子的消息会在第一时间被飞报给毛泽东，但是史料中没有毛泽东在得知他的又一个女儿被丢弃在深山里时的记述。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了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

此时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而且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

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此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西面的滇军由于已经接近了扎西，更加小心翼翼地在试探前行；南面的国民党中央军正不分昼夜向北开进；而在中央红军行军方向的东面，黔军已经在自己地盘里的各个要点驻扎了主力。

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件一开始就说明当初之所以放弃遵义决定北渡长江，是为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是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阻挡，“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文件没有掩饰形势的严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地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文件提醒全体红军官兵，无论哪一种结局“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那么，怎样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呢？怎么获得创建新苏区的结果呢？文件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阐述：

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从井冈山起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作战的红军官兵，对这样的话语再熟悉不过了。即使是在十年之后，壮大起来的共产党武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的大兵团决战时，毛泽东关于战争艺术的阐述依旧是这样的语式：“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算多少。军队疲劳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增援到了看形势，好了就打，不好了就机动。”

二月十六日这天，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川军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异样，刘湘赶紧给薛岳打了个电报，电报说：“南窜之匪，经我滇军压迫，有回窜蔺叙之模样。电请薛总指挥，饬驻古蔺部队出击。”虽然川军的情报已经晚了，但是薛岳的回电竟然是：“古蔺附近阵地，职已配备完全，俟其到达，彼劳我逸，可操胜算。”——此时，中央红军从古蔺南侧悄悄越过了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已经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

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弄清楚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

中央红军近三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走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让红军打怕了的黔军了。而此时的黔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而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桐梓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

二月十八日，中革军委发布了“为东渡赤水对我军十九日行动部署致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须在明［十九］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二十夜及二十一上午全部渡河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