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夜郎之月（第8/20页）

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

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引用了大量的斯大林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地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和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

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

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怨声载道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反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

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的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地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

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

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的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