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突出重围（第9/11页）

按照抵达安徽南部的计划，第七军团应该直接向北，首先进入浙江西部。但是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命令他们改变方向，目标是东部的福州。第七军团并不明白此举的目的，只能忠实地执行命令。八月一日晚，他们冲破了国民党军四个营的阻击，占领了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水口。这里距离福州城仅仅七十公里。在水口，第七军团召开了“八一纪念大会”，作了攻打福州的战斗动员。官兵们情绪高涨，这不仅因为福州是个物资丰富的大城市，可以使红军得到急需的补给；更令红军官兵摩拳擦掌的是，他们被告之，当攻打福州的战斗打响时，城内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将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然后打开城门迎接他们。

第二天，第七军团开始从水口镇向福州接近。

由于没弄清楚向福州逼近的红军到底有多大规模，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奉命沿长江日夜兼程赶往福州。

双方几乎同时到达福州，战斗接着就打响了。

这场发生在炎热季节里的城市攻防战只持续了一个昼夜。

面对着高大的城墙，年轻的红军士兵举着大刀和梭镖开始冲锋，而在他们的前方，从坚固的工事里射出的机枪子弹密如蝗虫。红军保持着他们一贯令敌人感到胆战心惊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冒着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尽管伤亡巨大，他们仍一步步地顽强向城门接近，其中的一股小部队一度打到了城北关。但是，第七军团最终没能攻破福州城防。而就在他们不断地流血和牺牲的过程中，眼前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丝毫没有发生武装暴动的迹象，直到战斗结束，紧闭着的城门也没有打开一道缝隙。

第七军团迅速撤离了。

这场战斗导致的严重后果并不是官兵的伤亡，而是第七军团彻底暴露了军事实力。国民党军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这不过是一支力量单薄的“小股赤匪”。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自第七军团从福州开始撤退起，敌人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

第七军团艰难的转移由此开始了。

九月初，当第六军团辗转于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的荒山中时，第七军团到达了闽北苏区。一路上，数百名挑夫被丢弃，兵力损失近半数。闽北苏区虽然不大，但这里属于山深林密、物产富庶的武夷山区，其领导人是威望极高的老共产党党员黄道，因此成为藏身休整甚至是扎下根来开辟根据地的好地方。然而，第七军团的官兵们刚吃上几顿饱饭，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厉地批评他们在闽北的停留“迎合了敌人的企图”，命令他们继续执行前往安徽南部的任务。后来被证实的史实令人震惊：命令第七军团前往安徽南部是因为那里有几个县爆发了武装暴动，中革军委计划第七军团到达后在暴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就在第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不久，中革军委就得到了暴动已经失败的消息。

第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移动出闽北苏区，冲破两道封锁线后进入了闽浙赣苏区，与那里的另一支红色武装红十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是著名的红军指挥员刘畴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方志敏。但是，两支红军武装的会合并没有使闽浙赣苏区被围困的危机得到缓解，由于数支一直尾追着第七军团的国民党军此时也到达了闽浙赣苏区的外围，所以刚刚成立的第十军团只能立即开始转移。

此时，在甘溪镇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正长久地徘徊在中国西南部的深山密林中。山中所有可以果腹的林木野草他们都尝过，每一处有可能突围的方向他们都试过。他们没有向导，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弹药，许多红军战士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因为没有鞋而赤着脚。他们以日月星辰辨别方向，以冰冷的山泉缓解饥饿，在灌木与乱石之间开辟道路，在枯萎的草丛中躲避藏匿。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患上了疟疾，高烧不退，已经无法翻山越岭，四个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他。但是，抬担架的战士很快就因为负伤、疾病和死亡只剩下一个人了。这个年轻的红军士兵把任弼时背在了自己的背上，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在后面托着他的脚。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发的时候，这对革命夫妻刚刚有了一个孩子，部队要上路了，他们只有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从那时起他们再也没有得到过这个孩子的任何消息。在一个狭窄的山崖口，队伍通过得极其缓慢，尾随的敌人已经近在眼前。身体极度虚弱的任弼时站在崖口处指挥部队，而在他的身边，年仅二十岁的警卫连连长余秋里提着枪，用强迫的口气让他立即随先头部队撤离。任弼时发火了：“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他索性坐了下来，一直坐到最后一名红军通过崖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