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 为何美国人比其祖先英国人更倾向于一般观念（第5/6页）

草稿的第四卷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提出一般观念的人面临着来自批判观点的两种巨大危险。

他面临着的一种巨大危险，对于所有提出“我们是错的，而这种观念意识到了我们的错误”这样的观念的人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他面临的另一种危险对于受众来说是特殊的。

观念越普遍，特殊情况就会被忽略。大量与一般观念对立的特殊情况就会证明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而如果特殊情况较少，那就不能这么说。因此，一个提出一些与一般观念的提出者相对立的特殊情况的人，并不能完全地证明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但是他促进了尴尬迹象开始（编者注：含义不明不白）。

现在，随着对一般观念正确与否的证明开始出现，它就像是处理人们的狭隘思想和病态思想的一种武器。一般观念只会被开明和公正的思想鉴赏为一种有能力的做法。但是邪恶是存在的。

“特殊”观念为偏袒所留的空间更少，并且也不需要对它评价的人有多么高的学识。（草稿，卷2，写在装着最后一部分的封皮上的，题目是“一些并不是谈论本章中的一部分而是另一部分的草稿”。）

[6]在民主制度中，由于人们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每一个人平等和相似，对事物的感觉几乎没有差别，有着相似的观点，因此适用于一个人的事物几乎总是可以同时适用于其他所有人。

因此民主国家在不知不觉中就很自然地走向了对一般观念的构想，最让他们对此感兴趣的，正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有了对观念一般化的普遍喜好，并且将之带进了对思想的所有调查当中。

如此，最为弱小的民主国家也要比最为强大的贵族制国家更加接近于寻找和找到属于人类物种的普遍权利。

在对于小型共和政体一定是自由的这样的信任，以及对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这样的考虑之间，只有一步之遥。（YTC，CVj，1，第22—23页）

[7]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它从成立开始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我知道了，没有什么能比促使人们自然地发现新观念的社会状况和禁止人们通过实践校正这些观念和通过经验检测这些观念的政治结构更能引导人们充满活力地走向普遍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民主所慎重引入的制度在所有事物中，是人们能建立起来对抗民主意识错误的最好的补救措施。（YTC，CVj，1，第71页）

[8]这是阶级区分这样的限制施加在思想的自由发展之上的证据。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生于民主共和国之中。西塞罗看见人类物种的最大一部分聚集在同样的法律之下。这些都是让普遍思想出现在这几个伟人的思想之中的充分理由。但是这些人和其他古代的学者都没能发现每个人出生（编者补充：就具有）的自由的平等权利这个如此简单的观念。

已经几个世纪没有出现的奴隶制度作为事物的本性出现在了他们身上，并且他们似乎将它认为是人类的必需和永久的条件。

此外，这些生活在那个时代中，在获得自由之前曾当过奴隶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非常出名的作家），都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过这个让他们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的奴役。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所有为我们留下笔墨的前人都是贵族主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他们见证了贵族制度当时在人民中毫无异议地建立。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很广袤的思想都在这个方面受到了限制，并且J. C. （编者注：耶稣基督）为了考量人类的价值和让人们明白相似的人可以并必然是平等的，必须来到这个世界。

当我看到亚里士多德让亚历山大的力量为自然科学服务，为了寻找未知的动物和植物带着武器寻遍亚洲的时候，以及当我注意到他在耗费如此巨大的研究以后，以发现奴隶制度来结束研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人待在家里会做的更好，并不是研究书籍，而是通过自己的内心来发现真理。（YTC，CVj，1，第30—31页）

[9]边上写着：“所有的这部分对我来说似乎都是有争议的事实，可以删除。

[10]“造成区别的（无法识别）原因。

1. 在实际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