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第15/15页）

[40]那些给我提供立法和行政文件的人让我至今难忘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在所有的美国官员中，国务卿（现在是美国驻巴黎全权大使）爱德华·利文斯通先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在我访问国会期间，利文斯通先生非常友善地赠送给我大量关于联邦政府的被我保存至今的文件。利文斯通先生是那种能够让我在认识他之前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喜欢他、钦佩他、尊重他的为数不多的人，认识他让我更深感荣幸。（s.）

s. 该注释未出现在本书手稿中，也未出现在托克维尔的其他文献之中。在1834年底，由于著名的美国赔偿事件，身处巴黎的利文斯通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地位。也许这一注释是为了表示对这位人士的同情，其姓名几次出现在作为信息源的手稿之中。关于这一赔偿事件以及爱德华·利文斯通，请参考理查德·A. 麦克勒莫尔的《1816年至1836年期间的法美外交关系》（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41年）。

[41]托克维尔急于强调这部作品的目标是在定义上描写假设性类型的模式，而不是与现实完全吻合。他很可能借用了孟德斯鸠的概念，不管是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还是托克维尔与后来的马克斯·韦伯，他们之间的差异都是可察觉的。假设性类型（贵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构想具有一种诠释学特性；这一切将使其成为一个机械的过程，从而破坏托克维尔理论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对于托克维尔而言，良好的政权制度的特点是维持两种类型之间的一种永恒的张力，这一想法与同一时期的帕斯卡尔和该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想相似。〔关于此点，请参阅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课程》，第47课；埃米尔·迪尔凯姆，《孟德斯鸠与卢梭：社会学的先驱者》，巴黎：马塞尔·里维埃出版社，1953年，第三章；梅尔文·里克特，“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的政治分析比较”，《比较政治学》1，第2号（1969年）：第129至160页；皮埃尔·伯恩鲍姆，《托克维尔的社会学》，巴黎：PUF出版社，1970年，第29至39页；詹弗兰科·波吉，《社会的概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2至82页）。参看第694页第三卷的注解m。〕因为你有时会在行动上脱离逻辑规则，但你在议论中不会这样，而且对于人们来说，要在言语中保持前后一致就像在行动上保持一致那样是非常困难的。［顺带一提，此处提出了自由政府的一大优势，一个你几乎从未考虑过的优势。在这些政府中，大量的交谈是必不可少的。交谈的需要使国民们擅长思辨，并且通过谈话，逻辑被一点一点地引入公共事务之中。

[42]在手稿中：“……大部分读者……，”埃尔韦·德·托克维尔：“你不能使用‘大部分读者’。那会令读者感到震惊，因为你似乎过于怀疑他们的智商。因此，你最好用‘有些读者’来代替‘大部分读者’。”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的确如此。”（YTC，CIIIb，第一册，第19至20页）

[43]在空白处：“≠我为什么必须使用大量的数字和数据。世事变化如此之快。这是无关紧要的。≠”

[44]“我相信我所说的一切是我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所拥有的唯一优点。谈论自由是常见之事，但几乎所有人真正想要的都不止于自由二字。但我真的热爱它、想拥有它。”（YTC，CVh，第三册，第97页）

“我相信我所谈论的主题不失伟大之处。如果我未能成功阐述它，那将是我的过错，而不是我的主题的过错。无论如何，我将指明方向。”（YTC，CVh，第三册，第98页）

[45]“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为人们指出是否可能通过某种方法远离暴政和堕落。我认为这是可由我的作品概括出的总体思路，它将出现在我正在撰写的这部作品的每一页之中。在我看来，按照这种方向从事工作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为了从事这份工作，我必须不遗余力，不顾金钱、不顾时间、不顾生命”，托克维尔在1836年12月26日写给凯尔戈莱的信中这样写道。（《与凯尔戈莱的通信》，OC，XIII，第一册，第431至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