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161]（第4/34页）

托克维尔继续说道，一旦你剔除了所有的次要原因，世界上所有的革命都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增加或者减少平等，而平等是革命运动的基础或者产生的原因。无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现在的革命，其通常还包括了富人反对穷人和穷人反对富人的大背景。

但这种几乎与历史一样合乎逻辑的命定论，与关于自由的激情辩护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对托克维尔来说，向平等靠拢的运动独立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后者是真正引发历史变化的人为因素。换言之，民主主义的必然性，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形势为适应社会形势而做出的调整，但其不能决定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平等实际上既是专制的盟友又是自由主义的盟友。

因此，实现平等的社会状态和政治状态的可能性让传统的政体象征论变得毫无意义。不管它是通过公众舆论形式还是通过它自身，人民主权使两种政体成为可能：共和政体（或自由主义政体）或者专制政体、自由或者专制。在面对这样的选择时，人类做出了选择，而不是命运决定一切。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对历史的理解让托克维尔更靠近博须埃，而不是基佐。[202]就像莫城的主教那样，托克维尔相信所有历史事件遵从一个神圣的计划，我们无法得知计划的含义，但主教们能够预知它并发现它的总体趋势。[203]

托克维尔说，人类的行动总是发生在狭小的圈子里。如果它发生于这个空间之外，那么它就没有意义。即使人类无法想象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无法阅读上帝的计划，他也能够在特定的范围内识别出历史和智慧发展的法则。

平等的最后阶段，结束了历史的循环。在历史的开端，孤立而野蛮的人类与他的同伴是大致相当的。他不需要政府。

很少有民族能够像这样不需要政府的介入。除了两种极端的文明之外，这样一种物质状态很难继续存在。只需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野蛮人，仅依靠其自身。文明人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必定已经到达了特定的社会状态，他的启蒙让他能够清楚地分辨什么对他有用，他的激情不会阻止他采取行动。[204]

因此，政府的缺席和平等仅存在于两种极端的文明之中：“野蛮人与野蛮人是相互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软弱和无知。高度文明的人全都能变得平等，是因为他们全都能够通过相似的手段获得舒适和幸福。”[205]

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历史不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是进步的、理性的，是自由主义观念的必要发展过程；历史也不像基佐所想的那样是中产阶级的无法控制的发展。《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提出了一种适合于每个时期、每个国家的自由形式。[206]因此，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自由可以像斯塔尔夫人所说的那样是古老的，也可以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所描述的那样是现代的。因此，革命后获得的自由不是也不可能是旧政权之下的自由。[207]同样的，存在一种与每个时期相对应的专制形式。

托克维尔的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主张，为了达到历史的最后阶段——平等和自由在这一阶段才真正相互一致，贵族主义阶段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如果说“正是因为人们失去了自由，他们才需要重新夺回自由的方法”[208]，那么真正的自由往往需要走过奴役的道路。

这是第一种让旧制度与民主面对面的方式——让贵族主义阶段成为历史中不可避免的时刻，随后超越它。在野蛮的状态下，只要人类是平等的，他们就不可能变得文明[209]；而贵族主义通过创造一个致力于创作精神作品的阶级，能够创造出导致其自身灭亡和引发民主主义出现的整体观念和普遍观念（其被理解为平等的前提条件）。

在中世纪，当人们开始旅行、开始彼此交流、开始相互模仿，人们已经朝着平等迈出了第一步。每个民族渐渐地对其特定的规则和其自身的组织机构失去信心，人人享有共同规则的想法出现在人们心中。法国是这些思想、道德和政治改革的领头军，即使这些改变给欧洲人带来的冲击要大于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