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第5/8页）

苦中得乐，一年过去。新升的高二仍要我讲《孟子》，而高三要我继续任课。为考大学有“国学常识”一门，学生和季肃都想我担任这件事。这题目如大海捞针，而高三的时间有限，我请夏尊先生担任，而愿为助。夏先生要改两班文卷，已经想让出一班来，不肯再添钟点。于是我固请其答允，由我先教，无论何时，感觉不济，请他接下去。如此我担任高三“国学入门”，而且不得不兼一课《论语》。加《论语》的理由为“国学”如一百货公司，时间有限，每个部门只能见点零货样品。而“儒家哲学”直接间接影响中国文化最大，则最少这一部门能认识个主流。我选了坊间现有的几种国学概论、常识、入门之类，与季肃商定一本讲授。一星期过去，空气甚为沉闷。我试试离书自讲，写几页讲义，甚受欢迎。于是如入了阵，只能向前，不能退后，一直写下去。这一年，不是我教学生，而是学生引导我。为减少出门次数，我的功课是两小时连续，初恐学生厌倦，后来常在休息期间学生问长问短，我出不了讲堂。我混在这些可爱的少年中，不能自拔，心思时间差不多都为了她们用。不但我的讲义采取前贤时贤的意见，其他我看的书报、听的消息、联想的故事，凡于功课有助，都透一点给她们，我成了无事忙的贩子。季肃说我的讲义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缩写。许多补助教材都承夏先生在国文课中讲的。

我同夏先生都不喜出题目考人，季肃坚持以考试鼓励读书。后来南屏高年级不用监考，由学生自治，是季肃的主张。我对学生说，我心里想的题目，连我自己回答不出：时代发生思想，思想又影响时代，以我们此刻所处社会，未来的思潮将为何？如何的思想有益于我们的未来？

南屏的同事们都兼人的努力。经济状况渐惭稳定，除季肃外，必须提起王元璋君，她教生物功课，兼会计主任，亦担任过事务。南屏经济公开，涓滴归公，爱惜公财，节制浪费。到南屏去，晚上只必要的几处开着灯；进浴室，水龙头常有一根绳子系着，用几次然后冲一次水；厨房烧剩的柴，都一刻不浪费，取出作焦炭：而南屏图书室里的书时时有增加。初搬胶州路校舍时，屋多人少，办过一时膳宿，伙食由元璋主持，很注意到营养；南屏校董会同人都主张把健康放在读书之先。我那时还未见过美国的“小饭堂”，每遇亲友中长于调度的人，常做一个请愿——办简易食堂。看重营养，这是报国一件大事。我是由自己经验，和所见学校包饭情形而发此念。在莫干小学，我同膺白皆极力提议；饭菜品少而量多，每桌一荤一素，同样盛两碗，用公筷，鸡蛋为常有之菜。因南屏办伙食，我始知道上海哪一种菜场可以买到“讲究人家”挑选下来的便宜货。

季肃出自生活优裕之家，元璋亦然；季肃自己不知理财，而为南屏惜财，元璋为南屏理财如自己，我都不胜钦服。我曾对季肃笑说，我若另外办一件事，第一个想要挖她的人是元璋。在同事中，我同元璋多一种特别接触。在币值跌落无定之际，教职员薪给随时需要调整，由季肃定几条原则。元璋按原则结算分送。季肃自己的薪水如何办？开校董会将不胜其开。每次由元璋电话告我增薪比率，大概季肃所定者，低薪的加得多些，高薪的加得少些。我代表校董会决定季肃在中间一级，我说：“取最高，曾先生不安；最低，校董会不安。”元璋算出数目告我说“如此，我送了”，以此为常。

南屏不向外界募捐，艰难时都由校董会自设法。我曾陈述我的意见：“受人之惠而不感激则无良，受人之惠而即改观感则无宗旨，教育与其他善举不同，宁缺无滥。”同人无异议。抗战后，我的亲友由川滇归来，分别送我现款，指明转赠南屏。此事由君怡、性元提议；远道而返，不送我其他礼物，而助我正需要的地方。他们知道庾村毁损太多，难于着手，而南屏则根基已固。我后来知道这些是他两家摆地摊卖去行李之钱。胜利初期情绪兴奋，则亦受之而安。在昆明植桑制酒成功的运成舅汇来五十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款，在当时亦不算少数。赠款者还有其他朋友。这是南屏惟一接收赠款的一阵，后来闻者渐多，却之不恭而受之不安，恐违同人原来之意，我婉转请停止。这笔款成为南屏基金的一部，在后来金圆券时代悉数遵令拿出兑换，有负赠者盛情，故记此以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