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 北伐时期（第5/6页）

以上筿巧二电，当系蒋、冯在徐州会晤之事，蒋先生连电催膺白前往。膺白似已在筹备组织上海市政府，是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间事。

孙发绪君由奉归，述要点如下：（1）认（武）汉为共产政府，唐（生智）为反复小人，宁为国民政府，蒋为热血同学，决不联唐反蒋；（2）不反对三民主义，然非赞同态度，因赞同有投降之嫌；（3）愿先统二不统一，俟国民会议开后，再谋统一之方。此外杂谈甚多，颇可以资参考，应否请孙再来宁面陈，乞电示遵办。又艮初已于本晨乘大连丸北返，前嘱电邀（李）征五来沪，已托艮初转达。云敬未。

孙发绪是民国初年一位很具政绩的地方官，似在山西。这次到奉天所见何人，我不知，据电文口气，并称蒋先生为同学，当是杨麟阁（宇霆）。杨在张作霖时为最有力的新派，民十三（一九二四）冯玉祥在京郊天泰山时，他曾为张代表，到山相访，膺白亦在山见着。李征五是早年安抚张宗昌者，张以为恩人。

我先解说以上诸电中，来与膺白接洽或派出去接洽的人。对日本，是北伐最顾虑其作梗之一方，到中国或在中国之日本军政人员，比较重要者，都会见他自己。这个时期在日本，亦正是“死硬军人”和“较温和外交派”分歧尖锐化开始。自日本要求廿一条以后，膺白对其军人一派极少往来。这次第一个派的袁良，袁在北方甚久，在袁世凯段祺瑞时代任国务院参议和农事试验场长等职，不是安福系，而安福系时借款的对手日本实业界，他多认识，与实业界有关的人亦然。这时日本当局的田中义一是一热衷冒险死硬军人，膺白不与相识。袁良不甚细心，但对国家是忠实的，对日本亦熟。中国还有对内关系，派出去的人，倘不识大体而有二心，是危险的。这时岳军先生任上海兵工厂长，不能出去。出去，反对者会疑与军火有关系，除与蒋先生同去日本一次，他亦避之若浼的。对日是中国一个极大难题，中国人敌视日本，其咎在日本，中国人鄙视日本，则中国人亦有错。对日实系极重要不可避的事，但此时只先求寡过。

在国内与各方接洽之人，电中所言孙发绪、谷钟秀、易次干、彭程万等都属正人，此时都非出卖风云雷雨之人。其事亦皆拉拢使国家早致统一。李晓东（鸣钟）是冯玉祥部资格最老者之一。何亚农（澄）是山西人，与阎锡山同学，此时代表在晋。

今再从以上诸电总括当时局势：

（1）民十六（一九二七），国民革命军过长江以后的北伐，要走津浦线。其原因为南京已成立国民政府，而原在武汉的政府不取消亦不合作。武汉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势力下。（2）津浦线面临之敌人为孙传芳和张宗昌。（3）最可虑者为日本出兵山东，我方以他为侵我主权，彼方借口保护侨民。这些在山东日侨的事业，是民国以后两个政府——民元（一九一二）至民七（一九一八），袁世凯与段祺瑞——接受日本“廿一条”要求，经过华盛顿会议议决，由中日间开“鲁案”会商后，有的收回，有的以价收回，有的分期收回，留着的残余。中国虽然有租界，但租界外之内地，除教会，不许外人杂居。虽然一次一次的国耻条约，许外国在几处地方有驻兵权，但山东不在内。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借口攻取德国人在山东的势力，而派军队到山东龙口登陆。不争气的中国人，埋头内战，而坐视不动手，不开口。山东这块肉，日本尝过滋味而吐出，心中不甘。惟民十六（一九二七），日本虽已是田中义一当政，还有其温和派可插嘴，至民十七（一九二八），则死硬军人愈加抬头，此即济案，另章再详。上电中所提日方派至山东之岩松，不属后来的法西斯。“九一八”以后，则全是法西斯的世界，膺白为其对手，焦头烂额，以后再详。（4）其时国民革命军已不惜与北军各方面谋妥协，其目的为早致全国统一。其理由在于革命军内部已在分歧，其时武汉方面亦在与各方拉拢，蒋先生能用之兵亦不一致，政府更少人负责，一切责任在蒋先生身上。（5）这时，举足轻重其间的一个人为冯玉祥，宁汉两方都在争取他，汉方更有人包围他。冯军驻区在扼京汉、陇海两大干线的河南，进可以控制津浦线。他的个性很可能与武汉接近，冯若偏向武汉，南京即难以北伐。冯向南京，则武汉立不住。此形势武汉知之，南京知之，膺白亦知之。膺白与冯有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国民军历史，前首都革命诸章会述及。许多人批评冯很“伪”很“易变”，膺白觉他对国家观念不薄，移风易俗之志甚切，做得过火，然艰苦从行伍出身，如他者不多。上面蒋先生连电催膺白，为与冯之会晤，要膺白参加。其他诸老同志，及南京政府和党的重要人，与冯关系都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