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南归（第2/5页）

一、财政。北京政府已濒于破产之境，上章述民十四（一九二五）在北京所开的关税会议因政局而中止。民十五（一九二六）胡馨吾（维德）先生将组阁，曾派黄伯樵君到津，与膺白商如何完成关会，俾得实行定议，以解财政之厄。膺白托伯樵面答：“关会所议定之二五附加税，为中国近时期内财政惟一续命汤，宜留作建设生产，不可用以维持残局。”馨老首肯其意；当时膺白写交伯樵的二页便条尚存，复影于后：

一、关会事务乃全政治之一部分。国家必须有根本一贯的大政方针，庶几一气呵成，厘可以裁，债可以理，而财政基础即于是乎定。否则厘不果裁，而自主仍托空言，旧债虽理，而新债不难继起，异日再发生整理问题时，将以何为担保？埃及惨祸仅六万万元之无担保债务而已。言念及此，寒心实甚。

二、为今之计，宜将关会经过及根本内容，彻头彻尾与各省共商，或亦促进和平联成一气之一道。合则并力进行，庶成固不必居功，败亦不至受过。否则事成以后，依然战争，依然起债，不出三五年，中国财政真正陷于绝地。尔时良心责备，其何能堪，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唱高调者或将以承认某种借款为我罪也。

三、一二两股进行过半，大致就绪。三股提案，弟出京前早预备草成。异日交通恢复，行旅自由，再当诣京请罪。

以上三条不过大概，望善为说辞。此二纸并盼掷还为幸。弟郛又启。

伯樵后南归任国民政府汉口市工务局长，此纸当属他尚在北京时事，我无从查出其的确日期。岳军先生与伯樵二人是膺白摄阁时首先电邀北来之人。岳军先生后任河南省警察厅长，河南是国民二军范围，他做到二军失守为止，与膺白亦已年余未见。伯樵在北京交通部，我们出京，他还留着。关税会议所议“附加税”，后来事实上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中，先后在广州、上海各大埠征收，国民政府成立始并入正税，而为自主后之新税则。国民政府初期所发各种“库券”，亦都以该项附加税为担保的。

我家在北方几年中，人事上与中国银行关系较深，这关系从不涉及私人利害。上章曾述过民五（一九一六）袁氏称帝，令中国银行停止兑现，上海中国银行副理张公权先生独不奉令而尽量兑现，此举影响社会、经济与人民利益颇巨，膺白忻慕这行动，自此与之交厚。吴震修（荣鬯）先生清末与膺白共事军咨府，辛亥又共事于廿三师，民二（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预定出国考察工商，他是拟议的随行人员之一，已先到东京，后以冯又微（耿光）先生之故，服务于中国银行。又微先生系前清军咨府厅长，民国后为中国银行董事长。

每逢政潮起伏，银行界神经最锐敏，中国银行则总由吴震修先生来访膺白，膺白必尽量解说他所见到的来根去脉，往往不到一小时，吴君得到推演的概观以去。膺白第一次任教育部长时，教育部因欠薪太久，将公事装送国务院而关门罢工，已半年以上。隶属于教育部之国立八个大专，大半没有校长。没有校长的原因，是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干涉校务，拥甲拥乙不同，旧校长不交代，新校长难到任，而欠薪亦然。许多难题中，发部与校之欠薪是解决办法之一。膺白颇拟向中国银行借一笔款以济同僚，以为凭他若干年来的“无私”人格，从未开过口要借钱，这次一定成功，结果弄得很僵。中国银行问：是膺白自己要借？抑为政府借？如为政府，须总税务司给以担保。中国财政靠关余，关余者海关税扣去外债以后的剩余。关余是中国输入超过一现象，财政筑基于此，近于自杀，言之可怜，而海关洋税务司操予夺之权，当时的总税务司安格联无异太上财长，更可伤心。膺白回答中国银行：个人用不着借钱，公家则急如星火。然终究不能通融办理。这次他赴汉口以前，中行允他在汉口中国银行可以信用透支壹百万元，供蒋先生饷项，他手里有给汉口中行经理汪翊唐（时璟）的凭信。

二、外交。膺白在关税会议熟识了日本币原外相之股肱佐分利贞男氏，他们深谈过不少次，我家搬天津后佐氏还来过几次。所讨论多关中日两国各自百年之计，膺白希望日本人在大处着眼，以中国之和平统一为利，勿再利用中国之继续内争，中国分崩日本未必有利；题目虽甚广泛而原则如此。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政府派佐分利南来视察，他是同情中国改革，颇存期望于革命军的一个人。国民革命军进南京之日，不幸有军队抢劫外人之事，在后面《宁案》章中当再述及。其时停泊在南京下关之英、美兵舰均开炮，独日舰奉命不许炮击是其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