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再度出国（第6/7页）

我的老师贝安纳小姐一再来看我们，我们亦坐火车去过她家里，上文《到天津读书》章中已提过其事。这位贝先生始终对我存好意，我的事她总以好意估量。只有一次在柏林，她问我遇见了哪些德国人？有何感想？恰巧上一晚驻柏林中国公使魏注东（宸组）请饭，座中有德国外交部长拉脱诺，我提到其名，她立刻涨红了脸对我说这不是德国人。拉氏在战败后的德国政府，奠定德国工业复兴基础，许多普通工业包含着国防作用，一旦机会到时，很快可变为军需工业。《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军备，解除了他们武器。他一次对军官们说：“他们毁除你们的武器，这些武器在未来战争中都是废物，未来战争将有完全新的武器，淘汰废物是于军队有利的事。”这些言语和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实现其效能了。因他是犹太人，一九二二年被刺而死，距我们见他不到一年。当时他看到使馆挂的一幅画而谈到东方艺术，我惭愧他比我们懂的多。贝先生的成见，当是德国民间一般反犹空气，后来希特勒利用此空气，做得惨无人道。我草此稿时，正值新建的以色列犹太国，在南美阿根廷捉到当年纳粹政府屠杀犹太人的一个主持人而审问之时。真是一件心理偏见，众生共业，冤怨相报，惨已！我在柏林时，一次与仲完同出购物，是一家犹太人的店，算账时发见与橱窗样品所标原价不同，女店主老羞成怒，且甚无礼，这是我偶然仅有的一次经验。

伯樵、君怡二人陪膺白出去参观，则仲完来陪我。一日接他们电报谓将坐飞机至某处，忽然又来电报说改坐火车。仲完笑谓当是上机时写遗嘱踌躇，故变计。当时坐飞机尚属罕有，而极慎重，故有此手续。后知他们并未胆小，因拟乘之机只容四个客位，除他们三人，另外系一对夫妇，必须让出一人，班机不多，故不等候而改计。我只在离德途中，经过德雷斯登5小停，看见君怡所读书的工业大学，到他寄宿之处。伯樵本在柏林，君怡则请假来柏林相伴的。

巴黎和会对德国的条款苛极，我们曾在一处展览会看见一张教育影片，上帝赐给德国一个孩子，随着这个孩子的长大，其身上的背负渐渐增加，均不过用数字表出，但很了解德国国民的负担。其与世界各国国力比较，亦只用图和数字表示。战后德国已没有国防了，我们所接触遇见的人，朝夕相处的房东，和我那个固执偏见的老师，都不露一句怨恨之声。惟其忍耐功夫之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再发，破了既往每个大战相隔四十年之例。四十年则前一代见过战争之惨的一辈已死去，后一代未有经验的人又有勇气。然最近两次世界大战之相隔不过廿五年，而希特勒者，亦足以鼓励德国人之报复心。

在德国的中国人，此时最受尊重，手里拿的是外汇，经费充足，使馆请得到现当局要人。我们旅行之际，有使馆处，常以得扰几顿中国饭为满足。驻德魏注东（宸组）公使不带中国厨子，反到我们家来吃便饭，屡次不约而来，使主人来不及添菜。除魏公使，章行严先生是另一不速之客，他在德国甚用功，似很研究“过激”学说，太太没有去，我们随时欢迎他来便饭。一次，他一到即问我：膺白昨日到某处？某处即是他所住方向。我问何以知之？他说，他的房东看见一辆汽车经过，一个中国人资本家似的坐着，当不是注东就是膺白！我不让他一步，回答说：“回到上海，怕你行严先生的资本家样子，要比膺白多得多！”一次不知谁发起，在柏林的中国人，先生们烧菜请太太们。有些人是太太烧好了交给先生，亦有真会烧菜的先生。不会烧菜的摆碗筷当差，聚餐在参赞张季才（允恺）家。据说行严先生上午十一时已到张家，我们到时大概已在下午六点后，见他满头是汗，穿了白围裙。他的作品是两碗汤：一是牛肉汤，一是木樨汤即蛋花汤。我常常与膺白怀疑，何以许多朋友回到中国就要腐化？我怪北京、怪上海，官气使人迷，黑气使人昏。几个有为的朋友，到了烟容不可掩盖惘惘然时候，常倒使我们难以为情，不敢向之正视。

在欧陆旅行，一夜可能经过几个国境，我们可以将护照交托车掌备查，但亦有必须起床经关卡检查之事。惟一长的铁路在一个国里的，只有意大利，我们曾到它最南端的拿波里6看有名的大火山维苏维7瓦解后的奥匈帝国，工业的捷克最站得住，农业的匈牙利经过几次事变。当时我们很替奥地利发愁，等于去了四肢，只剩脑袋。奥币克朗的跌价与德币马克同，主妇们都手提大皮包，装满钞票买不了什么东西回家。再想不到卅年后，抗日战后的中国比他们还要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