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第5/9页）

膺白旅行马来半岛全岛，我只到过新加坡附近之处。我们都未到荷属，即今之印尼。不论英属荷属，先进侨胞有一件很可敬佩的事，他们很热心侨民教育。我们在南洋时，和我们同辈的大都不能国语，而下一代的孩子多入学校，学中文国语。那时还不知纾财归国办厦门大学之陈嘉庚先生其人，民十一（一九二二）我们由欧洲返国，经新加坡，始曾访他。

我买一本英文和马来语拼音的字典，对家里用的马来工人说话。然无法与闽粤侨胞的眷属通话。膺白劝我译手头携有的一册《南洋与日本》，以解寂寞。作者名井上清，我化名为黄率真，译成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如此一大片在人种上经济上与中国关系十分深切的地方，那时找不着一本中国人的写作。我译完这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开始，我们听见那只有名的德国兵舰“爱姆登”，在一个早上经过新加坡与马来半岛间之海峡，从东口进而西口出，发炮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看见新加坡被召集义勇军演习操练，在热带的商人都没有体育训练，上操甚不整齐。我们看见日本海军到南洋，因日英同盟之故，英国人在东亚的属地靠日本代为维持。我们亦看见英国军人向日本军官举手行礼，日本军官那股庄严神气。膺白已见到而忧虑今后日本在东亚势力之增长。我译书完稿写序文之日，正是日本兵在我山东龙口登陆，占取德国人在中国的利益——胶州湾、青岛。这个举动应该由我中国人自己做而不做，日本人从此在我辽东半岛对面山东半岛立起脚根，而在中国本部滋事益多。本稿中有民十七（一九二八）的“济案”，廿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廿二年（一九三三）的《塘沽停战协定》，皆由此起。不幸民三（一九一四）在新加坡作杞人之忧的膺白，后来先后充当应付这些事的要角。国人健忘而不肯深入研究造因之故，而多求全责备由于曲突徙薪而且焦头烂额之人。

膺白在新加坡，应《国民日报》丘文绍先生之约，写过几次文章。其最长的一篇名“欧战的解剖观”，作于战事初起，署名“以太”，连载四日。他以海陆军力和物资，双方比较，断定德奥利于急战，先胜后败，英法利于持久，得最后胜利。当地政府曾有人向丘君问系何人手笔。原文今已不存，其事记于民八（一九一九）所作《战后之世界》一书中。

气候常年热，人情只拜金，我们在新加坡，形势大体明白，经营力有不逮，同样坐食而没有进步，开始另转念头。本来我们因在英在法朋友较多，入境亦易，已经打听过在彼生活程度，准备赴欧。我的同学丁庶为（绪贤）夫人陈允仪（淑），夫妇二人在伦敦，以丁君一人的留学公费供两个人的读书生活。允仪来信告我，吴稚晖先生全家在伦敦，每日只吃淡面包，每星期尝一次白塔油。我们闻而起敬，有意效尤。然其时李协和先生等一批在法国的人已经东返，到槟榔屿即函膺白相会，我们不可能再到欧洲。克强、晓垣、醉六（石陶钧）诸先生尚在美国费城，我们拿这生活标准向他们商量，函去而请他们电复。他们来电说，估计不足，而不甚远，欢迎前往。驻新加坡总领事胡仲巽（维贤）先生大胆给我们一张赴美护照。当年只有美国入境最难，必须要护照。我们名字可假，照相是真，膺白深恐连累胡君，再三请他考虑。他说不是帮我们回国，而是离国更远，可无干系。胡君乃馨吾（维德）先生之弟，其谊可感，这是我们亡命时惟一为护照而往访的国家驻外机关。膺白赴美的名义为新闻记者，观光巴拿马赛会。

从南洋到美国，我们不得不走回头路，而且要到日本搭乘太平洋航路的船。太平洋航路的船通常以香港或马尼拉为终点，要经过上海。我们因有通缉令不能在中国海上停留，所以要跳过上海的一段，先从新加坡坐小型短距离的船，到长崎换船。这次恰巧同船的有方韵松先生，他是由长崎来晤由法国归来之李协和先生的，他们是在江西时同事。我们上船时，彭凌霄、余维谦两位来送行，各人从口袋里摸出一页写有送行诗的笺纸来。当时患难中朋友，行者居者，都有说不出的辛酸滋味，不但无国无家，连自己团体里少有可以谈志的人。彭先生的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