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北野政次的罪迹（第5/6页）

“我们这个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其中有几十个村子，约有8万村民被杀害。来不及逃跑的人全都遭到杀害。受害最深的是以河南北部滑县为中心的内黄、濮阳、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的调查，在某村，日军把村民赶进一所大房子里，然后堆上柴草放火烧杀，尸体多达400具。

“日军还把村民赶下水井，再扔手榴弹杀死，然后投进石块压住尸体。我们在一口井里发现了72具尸体。我走进一户人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已无从知道。一位像是父亲的男人，在院里被刺刀挑死，尸体被扔进粪坑里。旁边的树上吊着一个像是儿子的男尸，尸体上留有7处刺刀的伤痕。在附近的地上估计是儿子的媳妇，是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棵露着下半身倒在那里。她身上有十几处剌刀伤痕。现场从情况来看，她是在被强奸之后杀害的。她尸体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尸体，看样子是婴儿抱着母亲的乳房，哭喊着‘妈妈、妈妈’而死去了。婴儿的背上也有三处刺刀的伤痕。

“村里所有的水井、沟渠里都是尸体。我们回到村里时，住房已被烧光，食物已被抢光，连喝的水也没有了。”

“当时我们回到村里目睹的这种惨景，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养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寻找老伴和女儿，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窖里找到了她们的尸体。大概是跑散后，大娘累得走不动了，才又回到地窖里来的。”

韶华先生淡淡地说了这些，他的表情是那么平静。汽车进入了房屋鳞次栉比的大街，那是抚顺市。目的地平顶山就在附近。

“当时遭到日军袭击的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害，三分之一的村民逃难。遭袭击后的村子，所有的河、沟和水井，凡有水的地方都填满了尸体，幸存的人只能用手接雨水喝；耕地荒芜，即使到秋收季节，也无人收割。从其他根据地赶来的人和八路军帮助收割，还从别的根据地送来粮食和其他救济物资。

“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和农民的联系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我所经历的抗日运动，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写成文章。我讲述抗日的经历，绝没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只是希望不再重演这种悲剧。”讲到这里，韶华先生这样强调说。

“为什么过去不写成文章呢？”我插话问道。

“关于日中战争的悲剧，许多人都写过，将来，我打算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向日本作家讲述我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我这种经历的中国人是很多的。我对日本人民并无怨恨，而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谈的。”韶华先生重复地说道。

“日军的士兵虽然身穿军服，但原来都是农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于接受了军部领导人的错误教育而被驱赶上战场的。这些人被赶进侵略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战同盟的教育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1973年，我47岁那年，再次到张桑村访问了张大爷，他是我的养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后有三个孩子。村子周围到处都是坟墓，坟墓上插着白幡。但是，绿树成荫，栽上了枣树、苹果树，人们过着筒朴而又幸福的生活。”

“把我托付给张大爷的八路军游击队长，现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国础先生。”

韶华先生的证词和曾亲自指挥过“三光政策”之一的陆军少佐本田义夫的下述手记是完全相符的：

为了进攻以河南省濮阳县李家庄为中心的地区，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领800名官兵利用黑夜开始行动……河南是大枣的盛产地，一年的收获，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仅这一片枣林，至少能有12～30吨的收成。重叠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着春天的阳光。我望着枣树林，心想如果把这些枣树都欲倒的话，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会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于是，下令砍树，不断地听到砍树声，看到扬起的尘土，心里感到很高兴。

这一片枣树林的面积约为15町（每町约99.2公亩，译者注），农民用二三十年的时间亲手培养起来的约2500棵枣树已根深叶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