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梦魇般的证词（第3/14页）

“泡在粪坑里就无法逃跑了。”这是保密人员想出来的一个‘臭主意’。“

这位劳工浑身被泡在粪尿的底下，不断地哭泣。从关在粪坑的时间来估计，队员们已多次在他身上大小便过。

“发现劳工有可疑举动就捉起来，这时，审问只是一种形式，肯定都会被送往7号楼或8号楼。这个年轻人连同他那块道教护身符一起被送进监狱，最终作为实验材料而被杀害。”

原731部队人员回忆道：“这种事例并不是经常出现的。我们每天用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进行监视，劳工们都是十分认真地干活，休息时从口袋里掏出一种像粗磨的咖啡一样的粗鸦片和伙伴们一起传着嚼咬。”

如果这位劳工还活着的话，即使洗掉沾在全身上的粪尿，然而在精神上受到的屈辱却是终生不能消除的。可是，他曾经哭着喊冤的那个厕所和卫兵室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了。门柱上挂起了一块白地黑字的标示牌，上面写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卫兵室旧址”。

37年后的今天，日中两国人民沭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在这门旁拍照留念，战争与和平形成强烈的对照。但是，我们必须铭记：这是把战争作为“历史教训”，为维护和平而不懈努力的结果。

白武斌的证词——731部队的判刑者

为了我的采访，平房区政府请来了曾经受过731部队强征体验的劳工和在该部队受害的四名中国幸存者同我们见面。

听完韩晓先生的讲话以后，我对四名证人进行了采访。

第一个提供证词的是白武斌（55岁，住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自1942年春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一直在731部队劳务班当钣金工。

老白是韩晓先生在调查中出现过的人。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机灵，比年龄更年轻些，口齿也很清楚。

他说：“I942年时，我家有祖父母、父母和兄弟，是11口人之家。接到731部队的强制征用令时，家中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如果父亲被征走，全家就难以生活下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时只有15岁的我，只好顶替父亲应征。以下讲的全都是我在731部队亲眼目睹的事情。那时的恐怖与残暴，真是一言难尽啊。”

白开始这样说道：

“被731强征的中国人，根本谈不上人权，在残酷的统治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杀害。劳工们每天早晨都要接受点名。有一个叫李昶的老人，由于年龄大，腰弯曲，点名时挺不起胸来，不能保持直立不动的姿势，为此，被劳务班的日本人真田发现了。真田把李昶从队列中拉了出来，用铁棍毒打。李昶抱着头蹲在地上。真田继续用铁棍殴打，李昶的头皮被打破，流出了血。真田又唆使军犬去撕咬已经不能动弹的李昶——他被撕咬得浑身是血，已无力逃跑了。”

这时，我问道：“在场的还有其他日本人吗？”

“除真田外，还有劳务班的三个日本人。”

“他们没有劝阻真田吗？”

“没有，他们只是在一旁笑着看。”

“中国人也没有去劝阻吗？”

“如果谁劝阻的话，那劝阻的人也就没命了。中国人只能边哭边咬牙切齿地注视着。”

“请你继续讲下去吧！”

“真田的暴行好不容易结束以后，伙伴们把李昶抱起来送回家。李昶老人半年卧床不起，后来死了。”

“在劳务班里，还有一个叫秋叶的日本人，约二十六七岁，不胖也不痩，中等身材，长脸。他受大工头工藤的指挥。有一天早晨，出工前，一位叫潘德亮的劳工，46岁，遇到秋叶。秋叶向他招手说：‘过来！’老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因为他听不懂日本话。秋叶就慢慢地向他走去，走到相距10米左右的地方，他拔出军刀。潘感到生命危险，拔腿就逃。他逃到翻译李初廷家的门口，想请翻译协助与秋叶调解，但是李翻译还在睡觉。潘就大声喊李翻译，但李仍未起来。这时，秋叶追了过来，举起军刀就砍。潘用手招架军刀，结果手被砍掉了。秋叶命令潘用剩下的手去拣被砍掉的手，然后，把他带到了劳工调查处——拘留所。在拘留所前，秋叶命令他拎着断手跪下，又从肩膀斜着砍下去，将他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