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灵魂深处闹革命（第3/4页）

他只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离散的人心将难以凝聚，沦陷的土地将难以收复，失落的尊严将难以挽回，破碎的家国将难以重建。而他本人，也将永远无法走出由这一切构成的巨大梦魇……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初一，大唐帝国的臣民们听到了一则令他们万分意外的消息：天子李适颁布了一道《罪己诏》。

天子罪己？

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

诏书公开发布的当天，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无不奔走相告，都想一睹为快。

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尤为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灾变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惺惺作态。而李适此诏则迥然不同。他一下子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以一种“知耻近乎勇”的精神，一一剖析了自己的毛病、缺点、过错。这既是在灵魂深处闹了一场革命，又不啻于是在天下人面前裸奔了一回。此诏虽是由翰林学士陆贽所草，但肯定是要李适过目点头才能公布的。所以说，李适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真诚和勇气，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今将此文节录于下，以飨读者：

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罪实在予！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籓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据说，这篇非同寻常的《罪己诏》发布之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此诏由文章圣手陆贽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然而，陆贽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迂阔的文人。这篇诏书固然以其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人们，但是这绝非重点。

重点是——它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用陆贽的原话来说就是：“使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

当一个政权想要收拾人心的时候，煽情的口号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只有真正关注百姓的利益诉求，并把这种关注落实到政策上，老百姓才会真心拥护这个政权。

具体到德宗的这篇诏书，能够让百姓眼前一亮的东西，能够让他们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显然是间架税、除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若非如此，老百姓是不可能被什么廉价的“真情”感动的。

至于叛乱诸藩，德宗朝廷则通过这篇诏书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只要不称帝、不突破德宗李适最后的底线，所有叛乱者均可既往不咎。所以我们看见，除了朱泚之外，叛乱诸藩及所有胁从者都得到了赦免。为了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朝廷甚至帮朱滔找了一个理由，说他“路远必不同谋”，只要他愿意，也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李唐朝廷抛出这样的橄榄枝，无疑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缔结联盟的基础。不管叛乱诸藩是否会因此归顺中央，反正李唐朝廷已经拿出了自己所能拿出的最大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