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贤臣的典范（下）（第3/3页）

开元七年二月，宋璟又采取了一项强力措施，将国家粮食储备库（太府）和州县储备的十万石粟米出售给百姓，借此吸收民间恶钱，然后全部予以销毁。稍后，宋璟又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私铸恶钱的重灾区——江淮流域，负责恶钱的禁止和收缴。

应该说，宋璟的上述举措都是对的，于国家也是有利的。可问题是，对的不见得是好的，于国家有利的也不见得是于百姓有利的。尤其是萧隐之前往江淮以后，为了急于搞出政绩，动用了极为严厉的司法和行政手段，不仅挨家挨户收缴恶钱，而且“捕责甚峻”。（《新唐书·食货志》）如此一来，不但为数众多的假币制造商破产、坐牢，并且普通的商人和百姓在经济上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市场的萧条乃至瘫痪。

到了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春，整个江淮地区已经被萧隐之搞得民怨沸腾，百业凋零，原本甚为合理的经济政策到头来变成了彻底的扰民之政。有鉴于此，玄宗不得不罢免了萧隐之的官职，随后禁令取消，恶钱复行。而宋璟作为这项政策的制订者和负责人，当然也被玄宗记了一大过。

就在禁止恶钱的政策遭到挫败的同时，宋璟在司法领域又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可以称为“旱魃（bá）事件”。

由于宋璟性格刚正，嫉恶如仇，所以对于犯罪的人极其痛恨，尤其是对那些不服判决而不断上诉的在押犯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便交代负责审理上诉案件的御史：“凡是服从判决，诚心悔过的，可以酌情减刑甚至释放；而那些上诉不已的冥顽之徒，就一直把他们关着，让他们把牢底坐穿！”

此令一下，那些有冤情的犯人可就惨了。本来蒙冤入狱还有上诉的机会，如今宰相大人一句话，就把他们申冤昭雪的希望彻底粉碎了，一时间群情汹涌，喊冤的呼声比平日更高。

当时又正巧碰上关中大旱，有人便借题发挥，搞出了一个旱魃事件。所谓旱魃，意思是制造旱灾的妖魅。古时候每逢天旱，人们总是认为旱魃作祟，所以就要举行仪式驱魅。由于很多人对宋璟这项政令不满，包括一些宫中优伶，也对那些有冤无处申的犯人非常同情，于是就专门编了一出讽刺小品，准备在宫中举行驱魅仪式的时候向皇帝献演，借此发泄对宋璟的不满。

当玄宗来观看演出时，一个优伶扮演旱魃，另一个就问他：“你为何出来作祟？”旱魃答：“奉宰相大人之命。”另一人作困惑状，问他何故。旱魃说：“如今含冤入狱的人足足有三百余个，可宰相大人却不让人申冤，这些人怨气冲天，我就不得不出来了。”

玄宗听着这几句台词，脸上顿时阴霾密布。

而宋璟的宰相生涯就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点。

开元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罢免了宋璟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将另一个宰相苏颋也罢为礼部尚书；同日，征召京兆尹源乾曜、并州长史张嘉贞入朝为相。

和姚崇一样，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只有三年多。

毫无疑问，尽管宋璟罢相的表面原因是在经济政策上遇到挫败，并且在司法领域犯了错误，但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和姚崇如出一辙，同样是出自玄宗的用人原则——专任而不久任。

在离开相位后的好几年里，玄宗仍然对宋璟甚为倚重，曾当面对他说：“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着“犯言直谏”的刚正风范，对朝政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玄宗曾亲下一道手诏，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旧唐书·宋璟传》）

姚崇、宋璟为相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对帝国政治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幕。唐朝人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说：“开元初，上（玄宗）励精治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郑綮所谓的“六、七年”，正是姚崇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期。由此可见，说姚、宋二人是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应该是不为过的。

对于姚崇和宋璟的历史功绩，司马光曾经在《资治通鉴》中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