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弓刀：东突厥的覆灭（第3/4页）

流亡漠北、重整旗鼓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颉利现在唯一焦虑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近乎绝望之下，颉利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叔父阿史那苏尼失。

苏尼失是启民可汗的弟弟，管辖部落五万家，牙帐位于灵州（今宁夏宁武市）西北。在颉利国势日衰、众叛亲离的这几年，苏尼失是少数忠于他的人之一。突利亡奔唐朝后，颉利就把小可汗的位子给了苏尼失，算是对他一腔忠诚的报答。此时此刻，颉利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只有他了。

思虑及此，颉利迅速掉转马头，带着少数亲兵往灵州方向奔去。

莽莽的黄尘中，颉利落荒而去的背影仿佛一只断翅的苍鹰，充满了孤独、恐惧和无望。

此次出征，唐朝大获全胜，斩杀突厥骑兵数万人，收降部众数十万人。北起阴山、南抵大漠的广袤土地，全部落入大唐帝国的掌控之中。

二月十八日，李靖大破东突厥的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感到无比地自豪和喜悦，当即下诏大赦天下。

经过四年的忍辱负重和养精蓄锐，唐帝国终于一举平定了东突厥，洗雪了当年的称臣之辱和渭水之耻。自北朝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强大威胁的边患，至此也宣告终结。

贞观四年三月三日，大唐帝国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四方各部族的酋长和首领纷纷来到长安，齐集在太极宫前，共同向唐太宗李世民敬献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尊号——天可汗。

李世民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一刻，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长皆山呼万岁。自此，唐太宗李世民对四夷君长颁发诏书时，一律自称“天可汗”。

一个彪炳千秋、光芒万丈的天可汗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天可汗不仅是一种尊严和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政治体系。这个体系的确立，意味着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大唐皇帝，更成为四夷诸番共尊的万王之王；同时也意味着大唐帝国从此取得了国际联盟的首脑地位，不但是维护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处理国际争端的唯一仲裁者。

唐太宗以大唐天子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保持原有的制度，又可以接受唐帝国任命，出任大唐官员。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称其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先生称其为“胡、汉分治”，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之为“双轨政制”或“一国两制”。

唐朝的天可汗制度，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组织和制度。四夷诸番自愿结成联盟，共推大唐天子为联盟首脑，以唐帝国的国力和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在唐帝国的主导下，体系内全体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实施制裁。唐帝国也有权力和义务保障各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维护各国独立，仲裁国际争端。各成员国必须绝对服从天可汗；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可以联合起来，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必要时也要接受征调到中国平叛。

在这种以天可汗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战略格局之下，唐帝国可以利用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制衡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防务开支和战争成本；而广大的成员国则能享有一种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尤其对于那些弱小的国家而言，更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受到强大邻国的侵略。所以，这种天可汗体系既有现代国际安全组织的性质，又有类似于今天联合国的作用。

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国力为依托、没有一个强盛的文明为背景，唐太宗李世民绝不可能成为号令四方的天下共主，而大唐帝国也绝不可能在公元7世纪初就创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历史功绩。

后世史家对此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新唐书·北狄列传》）

颉利狼狈投奔苏尼失之后，虽然已经是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可他心里依旧残存着一丝翻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