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到西安去（第14/16页）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

马上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蒋介石想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儿阴的，给我来上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蒋介石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学良、杨虎城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蒋介石知道杨虎城意在“经略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绝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学良、杨虎城：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蒋介石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

前脚把张学良、杨虎城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四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蒋介石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虎城、周恩来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就要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蒋介石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蒋介石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蒋介石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拔脚就溜，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学良、杨虎城，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嘀咕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作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吗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当然杨虎城实际上仍然指挥不了东北军，这也是后来“三位一体”分裂的原因之一。

见张学良如此，杨虎城也无话可说，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位——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负荆请罪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赴京后，他的幕僚们始而愕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东北军内部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学良、杨虎城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学良、杨虎城恶感更甚，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