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19/21页）

沈醉在一旁大笑，而王泽浚总是满头大汗，一边搔头皮，一边补上一句：“格老子！”

比缝纫技术还让王泽浚挠头的是写墙报，这是学习体会和“暴露思想”中的重要一项，每个战犯都得写。王泽浚一遇到写墙报就恼火——他写不出。

坐在桌子旁不行，再倒到床上苦思冥想，折腾了好半天，才勉强写上一个标题。

有人觉得奇怪，说你不妨去看看别人写的，再综合一下，一篇墙报就出来了，有什么难的？

王泽浚不干，理由很简单：“拿枪杆子出身的军人，不能剽窃别人的文章！”

又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这不过是“监狱八股”罢了：你谈形势，就写“当前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就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王泽浚还是一个劲摇头。当然不管他折腾多少遍，最终熬出的墙报，还是逃不过“监狱八股”的那两种固定套路。

王泽浚个性爽朗，私下和沈醉无话不聊，不过他也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肯多谈被俘经过。沈醉好几次问他，他总是把脑袋一摇，两手一摆：“不谈这些。一个军人打了败仗，成了俘虏，连先人的脸都丢尽了，啷格还好意思去谈它。”

有一次管理所派王泽浚、沈醉给监狱干部修理缝纫机。因为知道他们是犯人，干部家里的小保姆非常警惕，在他们修理时，从外面把门给扣了起来。

这是很伤人自尊的一件事，两人相视一笑，也就磨磨蹭蹭，本来半个小时能干完的活，足足拖了半天。王泽浚更是没心没肺地往沙发上一靠，茶杯一端：“格老子，急他干啥子，老子们也来安逸安逸嘛。”

原路返回监狱时，看到田间有两个天真烂漫的儿童，两人走近，想去摸一下孩子的头。正在田里劳动的母亲看到他们身上穿着囚服，赶紧冲过来，一把将孩子拉到身边，然后睁大眼睛瞪着他们，好像生怕他们会带来晦气似的，眼睛里充满了敌意。

在管理所，每个人都得在大会上“挖思想”。王泽浚的“挖思想”公式是骂哭结合，即先骂国民党，再骂自己，然后嚎啕大哭，哭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在哭什么。

但是外出的那一幕真正刺伤了王泽浚。第二天，见没有旁人，沈醉悄悄地问他如何看待监狱外面人们的眼光，他把大腿一拍：“当强盗是抢东西的罪，当小偷是偷窃罪，当战犯是打败仗罪……”

沈醉急忙阻止他再说下去，王泽浚还是唉声叹气，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之于“打了败仗”。

当心里话一抖搂出来，两个平时有说有笑的开心果都被牵扯到了各自的伤心处。沈醉的前妻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迫于生计已经改嫁，他称得上是妻离子散。王泽浚的父亲王缵绪虽然起义，可后来又潜赴深圳，偷越国境，更倒霉的是还被边防部队抓住了，已经跟儿子一样锒铛入狱。

沈醉轻声哼着：“妻离儿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尽头”，王泽浚一向与“豆腐咸鱼留女婿”无缘，只会满口“格老子、龟儿子”，这时也突然念了一句“可怜天下战犯心”。

念完之后，他两手平伸，手心向上，不停地上下摇动：“我们究竟有什么罪啊！我们……”

王泽浚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沈醉见状大惊失色，连忙用手捂住对方的嘴，不让王泽浚再说下去。这时他看到，在王泽浚两只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里，已经悄然滚下了几颗泪珠。

1960年11月，沈醉被予以特赦，王泽浚没能于那一批获赦，同月，王缵绪病死在成都监狱。

1964年，邓锡侯在成都病逝，加上1950年去世的潘文华，当初的新老“铁三角”只剩下了刘文辉和邓汉祥。

1965年，战犯中军衔与资历最高的王陵基获得特赦，并且是那一批特赦中的第一名。经过多年改造，老王学乖了很多。据说民国时，有人问王陵基的岁数，他总是说：“和蒋委员长同庚。”解放后别人再问他高寿，他即刻改口：“和朱总司令同岁。”其实王陵基的岁数比“蒋委员长”、“朱总司令”都要大得多。

1966年，文革开始。王陵基和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孔庆桂等人被红卫兵集中在一间房间里进行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