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步步相逼（第6/10页）

这些川军此时其实也早存“驱滇”之心——驻川的滇黔军高高在上，对川军十分藐视，几乎把川军当成了“伪军”。川军士兵因此不仅不愿佩戴联军总部要求的红边帽，而且对“红边边”也极度仇视。

兵倒霉，官也跟着受冷遇。凡参加过“刘罗”、“刘戴”及“三国大战”的川军部队，都被联军总部另眼相看，导致师不能升军，旅不能升师。

旅长升不成师长，他的团长自然也就升不成旅长了。旅长回去做团长的工作，那团长一听大怒：“旅长为人淡泊，很好，不过你不能要求我们这些部下都有这样的境界。弟兄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升官！”

从官到兵，都有了造反的心。熊刘“驱滇同盟”的旗帜一打出来，便人心所向，原有川军纷纷加入。

这是一个很松散的同盟，有的部队一家就拥有两家的番号：刘存厚给一个，熊克武也给一个，当然他们既不受刘存厚指挥，也不归熊克武调遣，都是各打各的。

这样的同盟军，在军事上的缺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打仗时会各自为战，导致步调不齐，无法把手指攥成拳头。

顾赵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对此看得真真切切，因此最初都没有把川军的集体反攻当一回事，但他们没想到镜子还有另外一面。

这一面，不是缺点，是优点。

在“为桑梓而战”的口号激励下，川军各部人人争先恐后地向前，“驱滇同盟”的雪球越滚越大。

1920年10月，四方川军得以会师成都，仅集中于成都的，就达到五十三个营，约合十三个旅。

顾赵这才急了，他们有了一种站在堤岸上看钱塘潮的感觉。

到底是打惯了硬仗的老将，二人随即将滇军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的龙泉山。此地有一天险，名为张飞营，相传当年刘备坐镇成都时，张飞即屯兵于此。张飞营四周都是岩石，仅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山顶则地势平坦，可以建立防守阵地，绝对是易守难攻。

顾赵要在张飞营与川军决一死战。这是他们窥破了“驱滇同盟军”的第二个致命弱点：得胜时自然争先恐后，恨不得满地拾军功章。然而一旦遭遇挫败，往后撤退时同样会争先恐后，而且互不相救。

川军看似气盛，不过那是在没吃苦头之前，只要凭籍张飞营之险，击溃川军得力的一部，其余部队将会顷刻瓦解。就像一只气球，再涨得鼓鼓，一针扎上去也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龙泉山之战被滇军视为关键性一役，自然是全力以赴。经过九昼夜的血战，滇军死伤枕籍，下级军官基本打光了，中级军官也损失不少，但坚持到了“最后五分钟”。

九天九夜，川军中攻得最猛的部队相继折戟，在“最后五分钟”内，川军果然开始溃退，并再度被滇军逼回成都。退入城内后，各部队颓丧已极，完全陷于纷乱之中，连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刘湘也唉声叹气，拿不出任何办法。依靠战将之谋略，滇军终于反败为胜，顾赵都相信，攻下成都指日可待。

假如没有成都，可以想见，川军早已士气瓦解，有的要畏战逃跑，有的要保存实力，但正是因为有这座城市在，本土乡情又突然激发起了川军的斗志。

熊克武和刘存厚在“驱滇宣言”中声称，此次出兵“纯为义动，非为利争”，但从他们自己到下面的官兵，心里其实都明镜似的——哪有那么高尚。保卫桑梓的“义”不能说一点没有，不过主要还是如那位川军团长所言，“名为义动，实为利争”。讲穿了，士兵要生活，将领要升官，不然凭什么出生入死，谁的命不是命啊？

当面临山穷水尽，成都在最危难的时候庇佑了本土军队，背靠着坚固的城垣，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成都士绅站在川军一方，除发动各街民团上城墙协助正规军守城外，还分头给川军各部打气。

某士绅讲了一番川军若守不住成都，四川将有亡省之痛的道理，然后振臂高呼：“我们成都人誓与滇军不共戴天！”听他讲完，带队司令官当场痛哭：“吾川存亡，在此一举，本司令抱最后决心，非人亡弹尽，决不舍弃成都。”

场下官兵尽受感染，无不齐声高呼：“以死保我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