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这也是三国（第8/13页）

川军士兵们不仅没了枪支，连上下军服也被剥去。此时气温还很低，这些人赤着膊，身上仅剩一条内裤，被冻得瑟瑟发抖。

既然是强行遣散，当然就不会讲什么客气，但具体处理方式也忒龌龊了些。 刘存厚一直在观察着动静，看到第四师被遣散后，立即派人走上街头，把这批饥寒交迫的士兵领去吃饭。

街上安静了，罗佩金没有理会，或许他还认为自己不仅节约了衣料，还省去了饭钱，但是当天下午，赤膊士兵又出现了。

再次现身，“士兵流浪汉”们真正实现了一无所有：早上还套一裤衩，如今连这劳什子也不用了，就是赤条条一好汉。

不过他们加了点别的，每人头上身上都裹了黄白纸钱。

这是民间规矩。老百姓有沉冤要向官府告状，官府不受理，就背着纸钱找菩萨诉冤——如果菩萨也收贿赂，就拿纸钱孝敬你老人家吧。

显然，刘存厚的这顿饭不仅填饱了大家的肚子，还壮了胆气。士兵们手持短刀，没有刀的就赤手空拳，或沿街向屠户借杀猪刀，或朝居民要菜刀。

他们不是去庙里拜菩萨，而是要朝滇军算账。

滇军一个不防备，被游行士兵冲进防区。见势不对，滇军急忙开枪。赤膊兵虽然只有刀，在后保驾的川军却有枪，马上也予以还击，双方乒乒乓乓打了起来。

罗佩金和刘存厚都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一面断绝交通，一面修筑防御工事，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成都人对这支客军印象极差，因此在爆发冲突时，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嚷嚷着要打“红边边”。

滇军遭到袭击，已经又惊又怒，一瞧，川人助川军，你们原来都是一窝的，更是气炸胸膛，遂对无辜行人展开报复。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都被视为可疑分子或“川军探子”，押上城头，一长矛一个，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

川籍警察也因此遭到株连，滇军见到就杀。有个警察在城外巡逻，滇军喊他过去，这警察还直解释：“我是警察……”

滇军官兵说，我认得你是警察。不由分说，拉进城里，一刺刀就给捅掉了。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仅在滇军防区，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

对这些情况，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在这一刻，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封建军头。

在这一刻，我们似乎都有理由怀疑他们当年发动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初衷：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比那些下台的人更纯洁吗？

口号再美丽，终究不过是口号。用不着沧海桑田，用不着海枯石烂，那些曾经承诺的誓言，已经没人会去兑现了。

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上。滇军的暴虐，招致了民众的反弹。

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任何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的。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叫做“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系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把他们的枪弹给缴了，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将枪弹全部夺了回去。

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惹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即“刘罗之战”开始了。

谁也不见得是好人，可是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平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想同滇军一拼，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赤膊兵”，上阵后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致于只能据守皇城。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予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叫做“亮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