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苦难辉煌（第3/19页）

事实证明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部，不是红军原先估计的4个团六七千人，而是6个团一万余人；不是“战斗力全无”，而是战斗力甚强。原想围歼郭部，但郭勋祺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打退，反而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步步进逼土城，局势危急。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在此紧急时刻，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刘伯承上了前线。毛泽东急令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火速回援，同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冲锋。

红军与川军在土城以东展开一场恶战。冲锋与反冲锋犬牙交错，险情环生。川军一直攻到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连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贺子珍等老弱及女同志组成的军委干部休养连也未及撤离，陷入险境。幸得陈赓率红军最后的老底子军委干部团冲上来奋力救援，才使休养连脱离敌人的火力拦截，撤出险境。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也是在一个排掩护下，仓促地撤出来的。

总的不利趋势难以遏制。红军的总攻变成了川军的反攻。进攻作战变成背水作战。时任三军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说：“当时张宗逊师长已住进了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朱德这位从来以宽厚著称的总司令，对躺在担架上带病指挥部队的指挥员发火，可见当时局面之紧张危急。

增援之川军还在陆续到来。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毛泽东与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28日傍晚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拂晓前，红军停止战斗，迅速渡过赤水河。

紧急情况下临时决定的一渡赤水，成为红军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战的开始。

一渡赤水是在敌情严重、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为迅速摆脱追敌，部队再次轻装。一些笨重的物资、机器被抛进河中。当时三军团还有全军最后一门山炮，是1930年打长沙前缴获的。缴获时只有彭德怀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他们两人变作炮手，自己瞄准，自己调整，自己发炮射击，几炮命中江中帝国主义的军舰，引起红军战士们连声的欢呼，红军自此有了自己的炮兵。

这门连湘江封锁线都闯过来的山炮，也被迫投入赤水河。

这是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以来，中央红军被迫第二次大轻装。

1月30日，郭勋祺率部进入土城。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并未北上入川后，郭便借口休整部队，停止了前进。

此后郭勋祺根据刘湘、潘文华的命令，保持一天行程尾随红军，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由川入黔，又由黔入川，跟随红军四渡赤水，但没有再与红军作战。

遵义会议设想了赤化四川，却没有设想要四渡赤水。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军打垮，红军从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就不会有后来的金沙江、大渡河，红军也不用过雪山草地了。

也不会有四渡赤水了。

但那不是历史。

历史从来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进。

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一开始便被修正了。

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完成。土城一战失利，修正的只是过江地点。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过长江的计划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寻求机动作战，准备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

渡江地点由泸州宜宾之间移到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遵义会议设想仍然维持不变。

却也无法维持太久。因为红军的战略方向正好与川军的作战原则迎头相撞。

刘湘当初与潘文华商定的作战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图入川或入川只是借道，便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据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幸存。所以当他看到红军反复寻找渡江地点，大有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趋向，便开始硬拼了。西起横江、东至古蔺一线，刘湘、潘文华先后调集数十个团切断通往长江南岸的要道、隘口，严密封锁红军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