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5/10页）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有人从此到瀛洲。[47]

在本诗首行中，李鸿章表示他年届20，已为成人，正在去碰运气。清代以前，外出旅行时随身带剑是很普遍的事情。第三行暗示他将成为一代硕儒，远迈前贤。第四行中用一“侯”字，意味着他想要竭力仿效汉代班超这样伟大的军事将领。班超在“三千里”外的边境上因抗击匈奴而被封为“侯”。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常常被比作“骥”，李鸿章也打算踵步前贤。卢沟桥即北京城外著名的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许多名人曾从这里取道进京，取得了彪炳青史的功名，而这正是李鸿章的抱负所在。[48]

在写于同时的其他诗中，李鸿章更进一步抒发了他的宏伟抱负。他痛惜虚掷了20年光阴，无所事事，说为了有所作为，他必须离乡赴京，那里有许多著名学者，他可以跟着他们读书学习。[49]他将“功”、“名”二字作为奋斗目标[50]，发誓要趁着年轻努力用功，以便能成为达官显贵。[51]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没能成为名儒之外，这些诗中表达的其他愿望几乎都实现了。

曾国藩评价李鸿章，说他是“拼命做官”[52]。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的：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时起，到1901年他辞世时止，几近40年，除1882年因奔母丧离职数月外，他从没有离过职。即使在1895—1900年这一段声名狼藉的时期，他仍旧保留着几项官职，并期望有一天能东山再起。大多数中国官吏是逃避责任，而李鸿章却似乎是伸手包揽责任；他从不推卸令人棘手的任务，总是被寄望做创始性的工作。[53]他崇拜韩愈（768—824）[54]，似乎也遵循着韩愈的训诫：面对政敌和公众的反对，要勇于斗争，决不后退。然而，韩愈为之奋斗的是捍卫儒学，他决不会赞成李鸿章几乎是为官位的盲目献身。[55]

李鸿章一生中，自始至终表现出非凡的精力和勇气。如果说道德文章是和曾国藩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身体活力则和李鸿章联系在一起。[56]他至少有六英尺高，抬首挺胸，比大多数中国人都高。他饱满的精神状态衬托着他高大的身躯，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有一种粗朴的肌体力量。[57]他举止庄严高贵，给人一种聪敏、机智、果决的印象。[58]1896年他环游世界，到达英国后，即使当时他已是73岁高龄，他那威严的仪表还是引得有人这样描绘他。

我从（下）议院往外走时，突然迎面遇上李鸿章，他正在被引进下院去听一个辩论。这是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看上去身材异常高大，面容慈祥和善——蓝色官服雍容华丽，举手投足威严高贵，带着优雅的笑容欣赏着他所看到的一切。就外貌特征而言，很难想像有任何一个人能和李鸿章相比。这倒并不是因为他给人留下了功勋卓著、权势显赫的印象，而是他的风采传达出一种神仙般的自足、超脱而又对芸芸众生和蔼、慈悲的威严。[59]

与李鸿章良好身体素质的非凡表现相俱而来的是其敢想敢做和对健康身心的关心的非凡表现。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期间，他以率部亲临前敌、冒雨出巡营垒而著称。[60]在其晚年，当他主和而不是主战的政策使他遭到举国反对时，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而决不畏缩，也不屈从人意稍做自责。[61]尽管他家资万贯，身居高位，但他并未纵情声色，而是过着一种有规律的、相当简朴的生活。[62]然而，直到晚年，年龄和阅历使他成熟起来时，他才深切认识到保养身体的重要，才开始关心起自己的身体来。在1873年写给湖北巡抚郭柏荫（远堂）的信中，李鸿章说：“年来已定，约子初就枕，少壮迟眠，积习已惯，往往伏枕至丑后始可熟睡，然闭目静息，精神较旺，其得力于箴规者多矣。”[63]李鸿章还反对吸食鸦片，并试图在其同僚中劝解他人勿吸鸦片。[64]他的养身之道是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他建议朋僚们躬行此道，以得到心灵的宁静和处理公务的方法。[65]

充沛的体力在李鸿章处理公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极其讲究实际，也极有工作效率，总是脚踏实地，思想与时代现实合拍。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没有沉湎于冥思玄想和深奥的理论之中。[66]讨论任何问题时，他总是把礼节弃置一旁，不使其阻塞通向达成友好协议的道路，而且，他能够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抓住问题的核心。[67]他精神抖擞地投身于繁重的工作，确保每一件公文得到迅速办理，如果需要，他甚至坐下来亲自拟写一封措词有力的急件，而不是坐等文案来拟稿。[68]他每次出面与外国人打交道，都意味着这项工作要以几乎非中国式的速度来完成。[69]他既不是道德主义者，也不是斗士，但是他却试图根据自己的看法去解决问题，并在环绕其周围的各种社会限制中开展工作。《红楼梦》中有一段很适合于用来描述李鸿章的现实观。有人劝一个年轻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官员在办理牵涉到殷实权贵之家的案件时一定要慎重其事。当他反驳说那会有损公正时，那个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