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第5/15页）

李邦彦的意见立刻得到李纲和姚平仲的赞同。大慈大悲的李纲，抱着要超度一切众生成佛的宏愿相信李邦彦知过能改，力补前咎，已经放下了屠刀，可以立地成佛，对此表示衷心欢迎。

“舵”派折彦质在三比一的优势面前，又在多数上加了一票。种师道孤掌难鸣，也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同意由姚平仲率部提前出击。他只提议让多谋的杨可胜协助姚平仲一起执行任务。

这很可能是一次赌两个朝代兴亡盛衰的军事行动。除了当事人种、姚二帅外，参加讨论的各人都有各自的心理背景：李纲是急于见功，思虑欠周。折彦质是见风使舵，唯诺随人；吴敏是坚持错误，执而不化；李邦彦是暗藏祸胎，别有用心。

撇开主和派不谈，这时主战派诸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敌思想。勤王军尚未来到时，李纲主持守城，曾两次击退金兵。如今勤王军陆续抵达京师，人数已在十万以上。斡离不对勤王军的几次挑战都采取避而不战的态度，一退再退，闭垒不出，六七天中竟没有发生过一次接触。现在不但李纲、姚平仲，即使富有经验的种师道也失去原有的持重，内心中未始不认为金军容易对付，一击必可收功。他反复考虑的是大功出自谁人之手而不是出击能否胜利的问题。作为一军统帅种师道的这种心理正反映了西军大部分官兵的心理。

军事上一个有利的原则：以哀兵临骄兵者胜。围城之初，宋朝方面是哀兵，金朝方面是骄兵。经过一个月的变化转换，这种关系已经颠倒过来了。

3

正月三十日，太学生领袖陈东上了一道奏章，痛切陈词，乞诛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以谢天下。这是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章，奏章中论列的乃是当前时局中关键性的问题。奏章最后的结论是：“今日之事，唯断乃成，当断不断，反受其害，幸陛下留神。”“断”是劝渊圣下决心割断主和派的尾巴，全心全意与金人战斗。这是针对渊圣的懦弱性格和朝廷里那股谋和乞降的势力而言的。这篇奏章的底稿传出后，除了一小撮投降派切齿痛恨外，这一天东京城内，上自学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僧道缁流等聚在一起，就谈论这篇奏章。谈到兴会淋漓之处，不禁琅琅然地把其中警策之句背诵起来。大家莫不击节称赏，拍手称快。

这一天可说是目有视，视陈东；耳有闻，闻陈东；口有谈，谈陈东。

事实上陈东之成为大众注目的人物，并不始自今天。自围城以来，他已三次上书“登闻鼓院”，请诛蔡京、王黼，直声已震于天下。

“登闻鼓院”是一个封建式的“民主机构”，坐落在大内的宣德门外。院门口有一只硕大无比的“登闻鼓”和一口收纳奏章的铜柜。根据朝廷规定，一应士庶人等如有不平之事，不管是公事私事都可击鼓申诉，把各种形式的“申请书”“呼吁书”通过这个机构上达天听。“天”是否愿意听一听老百姓的申诉呼吁，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至少在表面上总算是提供了一条通天的渠道。

由于陈东要申诉的不是个人的利害恩怨，而是代表东京百万人民的共同呼声，这使得平常惯于倾听大臣们翻云覆雨奇谈怪论的渊圣皇帝两只软耳朵，也不得不稍微张开一点，听听下面的意见了。

“六贼”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又是导引太上皇走上邪路的奸佞便嬖，不诛六贼无以平民愤、谢天下。在这个时候，朝廷如能做一件顺应人心的好事，就能使民气振奋，与朝廷同心同德，共挽狂澜；反之，如果还有人不肯割断与六贼的关系，或者怕牵连自己，徇情枉法，使用各种手段包庇六贼逃脱法网，其结果必然引起更大的民愤，最后，引火烧身，自己也免不了受国法和舆论的惩罚，这是略具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可看清楚的。

但是陈东第三次上书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原来这时蔡京闲居洛阳，在政治上已无能为力。其余童贯、朱勔、李彦三人随太上皇之驾，避“狄”南方，随着太上皇的倒霉，他们也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朝臣们弹奏迭上，朝不保夕。王黼则因与李邦彦积有私怨，早被定罪流放衡州，行至京师附近的雍丘县负固村地方，被一群披着“劫盗”外衣的官差捉住斩首（这是朝廷不敢对王黼明正典刑，托言盗杀，杀死他了事），京师的家也受到民抄，霎时间人财两空。他是六贼中下场最早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