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7/8页）

除了奚、契丹军以外，还有渤海军、汉军，统称四军。前几年渤海人高永昌起兵反辽，后为金人所平，现在渤海人已归附金朝。汉军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支号称为“常胜军”的硬军，兵力约有七千人，历次和金军奋战中都显得十分强劲，但是萧干和耶律大石都不放心把这支汉军放在前线与我军对垒，已把他们分散作为后备之用，因而引起他们的不满。传说他们很想和朝廷通款曲，不知和诜怎样跟他们打交道。

他最后说，形势时刻都在变化，天祚帝逃出中京之际，辽廷群龙无首，一时确有土崩瓦解之势。可惜我应之太缓，总怪事前没有预做准备，边境无可调之军，以致坐失良机。目前他们的政权已重新建立起来，并以全力对付我的进攻，势必要经过一场激战才能见出分晓。

他认为朝廷既已任种师道为都统制，在军事上自应畀以全权，充分放手，让他统筹全局。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才有战胜的把握。宣抚司千万不得在旁掣肘。唐朝宦官监军，郭、李因受宦官监军掣肘，不得收全功。不得成大功，殷鉴不远。此事全靠官家主张。信叔咫尺天颜，如有机会，何不委曲奏明，听官家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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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政的叙述和分析清楚明白，入情入理。

马政离开西军时，只不过是个中级军官，没有指挥大战役的经验，更加谈不上已经有了统筹全局的战略观点。但他是个头脑清醒、实事求是的军人。现在他把目击耳闻的事实都摊出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它们一一写在家信中，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并为改善这样的情况作出努力。

很显然，他是代表西军绝大部分官兵的共同看法，他们掌握的情况有多少，他们的想法有深浅，但是基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种观点和朝廷大臣们以及东京敏感的市民们所持有的那种轻而易举就可获得胜利的观点有着多大的差距！马扩、刘锜清楚地看到这种差距，并且了解后者可能带来的危害性。他们很想尽个人之力，把普遍存在于后方的轻敌思想和盲目乐观的情绪扭转过来。可是，他们是多么无能为力！当一种传染病已经传播开来蔓延成灾的时候，它就会以料想不到的速度向灾难的顶点发展，要阻止和扑灭它，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花很大的气力，特别要依靠已经感染病菌、病毒，吃过它的苦头而有所觉醒的病人们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渐生效。否则，即使是良医也很难措手。

事情要从兜底做起。利用一次陛见的机会，刘锜委婉地把马政的分析和叙述的情况向官家奏明。官家本人也是一个胜利病的感染者和传播者，恐怕还是个很难使他觉醒过来的重病号。

刘锜具有一种简单清楚地表达自己见解的能力，他扼要地奏诉使聪明的官家完全理解他字面上以及进一步的含蓄的用意，但他还是一无所获。他得到的是含混不清的答复，一种有意识的含混不清。官家听了刘锜的奏对后，频频颔首道：“前线情况，卿奏对详明，朕都已知道了。”

可是知道了以后的下文是什么呢？他没有明白表示，甚至连刘锜谴责的现况，官家也不置可否。看来，做官家也有他的难处，有些事不便于明白表态，只能处之以模棱两可的态度。

然后刘锜又委婉地提到官家当初的诺言，表示愿往前线效劳，这又是使得官家为难的问题，他沉吟半晌，说了一句：“朕日前答允过卿到前线去的话，且待理会。”

但是刘锜明白，“且待理会”是官家的一句口头禅，话虽然说得委婉，含意却是明确和否定的。他如果说“且待商量”，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当他说了“且待理会”，事情就没有挽回之余地了。

官家看到他一向宠信的刘锜的失望，也感到非常抱歉，好像要加以补救似的，他忽然说出下面一番出人意料的话：“朕用童贯为北道宣抚，不料他近来昏瞀特甚，谬误极多，殊乖朕之厚望。朕昨已加派蔡攸为宣抚副使，名为专任民事，实以监察童贯，使其不敢胡作非为。卿是明白人，想可知道其中的奥妙。”

“官家圣鉴极明。”刘锜深深地考虑了一会儿，还是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想法，“只是微臣生怕他两个去了，对种师道的掣肘更多，无裨军事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