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举的前夜（第2/10页）

隋廷出于对山东士人的疑忌，策试擢第亦颇严格，而且又加试杂文。《北史·杜正玄传》：

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属吏部选期已过，注色令还。期年重集，素谓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又试《官人有奇器》(中阙)，并立成，文不加点，素大嗟之，命吏部优叙。

杨素强把杜正玄附于“下考”，杜正玄遂“不得进止”，是“下考”即是落第；后曹司重启，杨素“志在试退正玄”，都见其时考试之苛刻严格。其时必有落第之事。加试杂文，目的当是为了增加难度，以“试退”秀才。又同《传》附《杜正藏传》：

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应时并就，又无点窜。时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难为别奏，抑为乙科。正藏诉屈，威怒，改为丙第，授纯州行参军。

知其时秀才有甲、乙、丙与下第四等，前三等均可授官。杜正藏也考试了杂文。唐代科举试策外又试杂文，由此而始。

另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自由投考的萌芽。《北史·儒林刘昼传》：

举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昼求秀才，十年不得，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冀州刺史郦伯伟见之，始举昼，时年四十八。刺史陇西李玙，亦尝以昼应诏。

刘昼发愤“缉缀辞藻”而“求秀才”，是希望获得一个考试机会。而且他也确实不止一次得到了这种机会。《传》称其“竟无仕，卒于家”，可见他终身未能考取。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获得考试机会，而是因为他文笔拙劣。这种发愤习文，求举秀才的行为，与科举制下的士人颇相类似。又《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

河间郡王每于教学追之，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送至京。

马敬德和刘昼一样，也是主动地要求举秀才应试。而州将并没有认为他“求举秀才”之行有什么不妥，不愿举荐的理由，是马敬德原为纯儒，而非文士。换言之，如果他是文士，其要求就可以满足。事实上，在经过策试证明了马敬德确有文才之后，州将就将他“欣然举送至京”了。

在初行察举之时，举士即等于举官。虽然此时也有钻营请托而求举之事，但这不但属于非制度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求举”与考试无关：他们所求的，是由秀孝身份直接而来的官位，而不是一个检验才学的考试机会。但随着察举的重心逐渐转向考试，情况就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刘昼与马敬德所求的，只是一个考试的机会；刺史举之为秀才，也仅仅是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而已，并没有就使之得官。事实上，刘、马二人在秀才策试中都落第了。既然地方长官的贡举之责事实上只是搜罗文人以应试，那么文人毛遂自荐，也就并不被看成是违制悖情的行为。这便是自由报名投考之制的萌芽了。还须指出，马敬德是经州将策试后才举送至京的；而唐代“投牒自进”之举人，也须先经地方长官考试证明其确有应试之才后方加贡举，这二者是颇为相像的。

总之，在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都出现了自由投考制度的萌芽。在南朝，这表现在梁代允许自学士人申请参加“明经”科策试之上；在北朝，则表现在士人“求举秀才”而刺史加以推荐之上。此外，自北齐始孝廉又可由郡学生徒学官“推择充举”，这种方式也是前所未闻的，颇有自由投考意味。因其与学校制度关系密切，故置于下一节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