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曹魏察举之变迁（第4/5页）

试看如下材料。《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初学记》卷二十引《赵穆别传》：“元康三年，太守羊伊以为四科之贡，宜尽国美”；《通典·礼六一·周丧察举议(晋)》：“乡闾之论，以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晋书·孔坦传》记元帝策问台郎语：“郡今应举孝廉不?”又曰：“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等等。《资治通鉴·魏纪》明帝景初元年胡三省注杜恕“必由四科”语：“即汉左雄所上，黄琼所增者也。”汉丞相辟士四科与左雄、黄琼四科有别，对此胡三省是清楚的。但据《汉旧仪》，丞相辟士四科之“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而上述《通典·周丧察举议》曰“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可见魏晋以来所言之“孝廉四科”，其内容乃采自丞相辟士四科。辟士四科与左、黄之四科名异实同。大约此时两种四科已不甚分辨；而辟士四科始于汉初，影响更大，孝廉一科遂采以为称了。对此曹魏王朝很可能有所申明，但史阙有间，无从查考了。魏晋南北朝时凡言“四科”，大抵是指孝廉察举(偶尔亦含秀才)。

那么，由四科而一科，由一科而四科，其间变化何在呢?我以为，对这一变化可以从较为宏观的层次上加以理解。汉代无论是丞相辟士四科或是左、黄四科，大致都是四科并列，居四科之一即可得举，以合于儒生、文吏两立并存之现实；而曹魏之时，由于儒生文吏已趋融合，取人标准与选官方针亦因之有所变化，察举中更多地要求一人兼诸科之实，而不是明经明法之判然两立。

不妨引述曹魏士大夫有关论说以为佐证。《群书治要》卷四八杜恕《体论》曰：

凡士之结发束脩，立志于家门，欲以事君也。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及志乎学，自托于师友，师贵其义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笃，信义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后为安。及其为人臣也，称才居位，称能受禄。

此段文字严可均所辑《全魏文》归于《体论》之《臣第二》。其中阐发人臣规范，颇为清晰。欲以事君之士子，首先应于宗族乡党中建立孝悌之行，然后入学接受正统儒学教育，最终入仕而为臣，“称才居位，称能受禄”，根据才能担任行政职务。简言之，即须具备德行、经术、政务之能。又《三国志·魏书·傅嘏传》记其语曰：

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

据傅嘏所述之“乡举里选”，士人应具备者，亦为德行，道艺以及由之而来的政务之能。他以“先王”为称，是因为这是儒生久已有之的理想，并不始于此时。当儒生文吏的矛盾渐趋消弭之时，这种观念就逐渐支配了选官实施，对孝廉皆责以德行，试以经术，求之以政务之能，所谓“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

但我们还须指出，由于试经已成了孝廉必经的环节，经学的发达程度与考试本身的性质，就将使这一环节的分量日益加重。因为，德行与吏能或可由举主夸饰，中央朝廷的射策却难以蒙混过关；为应付考试，就必须经过相当的研习，如魏舒为应付孝廉之举而“百日习一经”之例。

我们观察上述德行、经术、政事三项，较汉之辟召四科或左、黄四科，恰少“明法”或“文法”一科。杜恕、傅嘏都没有提及文法律令之精通。而在汉代以至秦代，文吏是主要以文法为进身之阶的。所谓“吏道以法令为师”，所谓“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文法”几乎包括了绝大部分行政技术。但是随儒生、文吏的融合与儒法思想的合流，士大夫已可兼有德行、经术和政务之能；在“理解”与“阐释”之中，儒家意识形态与官僚政治行政也日益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王道”的内容，已将“霸道”的许多因素包括在内了。刑律毕竟是专门的知识，所以有必要专设博士及弟子员加以专门培训。但此时之“律学”，较之此前之“文法”，范围已有相当之缩小，它仅仅限于刑政，而不能用以概括整个“吏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