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第5/6页）

罗斯福总统比较着两个地方的不同反应，他让惠普尔上校做出解释。惠普尔写道：

这种情形绝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恐慌，这种差异将会激励我们致力于为实行民主而进行不懈的斗争。假使结局不是这样，我才应该感到恐慌。夏威夷的日裔军人表现踊跃，而美国大陆的日裔青年则反响平淡，我认为这颇让人宽慰。对于美国来说，也实属情理之中。

夏威夷的日侨可以随意拥有土地，在加利福尼亚州则不行。在夏威夷，日侨可以成为学校教师和政府雇员，在加利福尼亚州则不行。在夏威夷，日侨可以被最拔尖的学校录取，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则不行。在夏威夷，日侨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社会，成为我们的一分子，而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处处遭人排挤。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来临的时候，美国大陆上的日本侨民都被驱赶到集中营里，其财产也被无情地剥夺了，只留给他们区区百分之五。在夏威夷，也有人提过如法炮制，但却从未真正实行。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之际，有很多夏威夷日本侨民被拘禁在集中营里，但我的姨母却告诉我，她和其他白人社区领袖亲自到监狱里去释放了那些她所了解的忠诚之士。一句话，夏威夷的日本侨民有充分的理由为美国而战，而美国大陆上的日本侨民则不然。最根本的差异不在日本侨民身上，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周围同胞不同的对待。

所以，如果你对一群并未被拘禁在集中营，也未被剥夺财产的夏威夷日本侨民说：‘你们可以自愿帮我们抗击压迫。’那一万一千八百人自告奋勇难道不是理所应当吗？如果你到集中营去，告诉刚才那些人的兄弟说：‘我们虐待过你们，囚禁过你们，侮辱过你们，偷走过你们的财产，但是现在，我要你们志愿报名为我们而战。’难道他们不是理所应当回答‘滚开’吗？美国大陆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日本侨民自愿报名，这才是真正令我惊讶的。他们必定个个是英雄，我欢迎他们加入我的军队。

罗斯福总统读到这份报告后问助手：“这个马克・惠普尔是什么人来着？”

“您认识他父亲，就是休利特・惠普尔医生。”

“这孩子很聪明。就是他领导日本侨民军队吗？”

“正是。他们现在正奔赴意大利战场。”

“我们应该能从那支军队得到些好消息。”总统说。

1943年9月的一个晚上，玉珍问孙子香港：“咱们是不是扩张过度了？”

“是的。”

“假如战争明天结束，我们能不能守住咱们的财产？”

“不能。”

“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你的勇气好像也传递给我了，”香港答道，“我会说，‘守住咱们的土地。’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付清了一些欠债，就等着有朝一日能大步发展。”

“我们还要熬多少年苦日子？”老族长问。

“还有两年特别艰难的日子。这两年危机重重，熬过去，姬氏将会繁荣昌盛。”

“我很担心，”老太太坦诚相告，“但我也觉得，咱们必须奋斗到底。我在想，也许我们应该卖掉几座房子，减少一些压力。”

“压力只在你我两个人身上。”香港说，“其他人都不知道。如果你不怕，我也不怕。”

九十六岁的老太太竟然为将来担心，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玉珍的确忧心忡忡。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她的大家族的未来。另外，玉珍一手策划的这次行动现在已经让她力不从心了。因此她说：“咱们赌的不光是咱们自己的钱，香港，而是整个姬家的钱，还有那些出力气干活儿的人的钱，还有商店里的姑娘们的钱，还有老人的钱。想想他们，你还想守住一切吗？”

“我这样做正是为了他们，”香港说，“咱们这一套复杂的体系我心里有数。房子靠店铺，店铺靠珍珠港的重建，珍珠港的重建靠的是一小片土地，土地靠的是老人家攒的钱。也许这一切会轰然倒塌，但我愿意孤注一掷，这一切摇摇欲坠的那一天，你和我将有足够的聪明才智顶过去。”

“我认为现在已经开始摇晃了，香港。”老太太提醒他。

“我倒觉得未必。”孙子答道，这一次他没有听从祖母的忠告。祖母说：“这是你的决定，香港。”他则说：“豪类们从战争中逃离时，咱们就开始冒险了，我绝不会在此时退却。”于是祖母答应他：“我不会对别人说出我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