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第5/10页）

在这次“成人仪式”之后，只要有可能，我更情愿把惩罚、报复和反击的权利留给我的国家的法律。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我的过去塑造了我，而我不太可能再改变。如果我曾经目睹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崩溃，如果我被判处流放而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如果我被严刑拷打而昏厥，失去意识（并超越意识），那么我也许会“以牙还牙”，像埃默里那些“愤恨者”们一样生活。为此，埃默里还专门写了一篇充满痛苦的长文。

以上论述了文化在奥斯维辛中显而易见的劣势。那么，文化真的毫无优势吗？如果我否认了文化的优势所在，那么我真是对我所接受的适度的（而且“过时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有些忘恩负义，埃默里也不会否认这一点。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洋洋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

比如，埃默里向我讲述了一位在达豪集中营研究迈蒙尼德（Maimonide）的朋友，只是他的朋友是集中营医务室门诊的一名男性护士。而在达豪集中营，尽管管理严格，仍然有一个图书馆。而在奥斯维辛，甚至看一眼报纸都是耸人听闻的危险事件。一天黄昏，完成工作后，在列队走过波兰的泥浆地时，他试着再次回忆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曾令他颇为感动，但他这次并没有成功：那些诗句就在那，在他的耳边回响，但它们再也无法让他感动。而另一次（显然是在医务室，额外的一份热汤缓解了饥饿之后），约阿希姆·齐姆森（Joachim Ziemssen）的形象——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Magic Mountain）中那个道德败坏却极有责任感的军官——却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狂喜般的热情。

知识对我是有用的。并非每时每刻，有时可能通过隐秘的、不可预见的途径，但它的确对我是用的，也许还救过我的命。在四十年后，我重读《活在奥斯维辛》中的“尤利西斯之章”。这是我能够印证其真实性（这是一种确认措施：在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一个人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的少数情节中的一个，因为我当时的对话者，让·塞缪尔（Jean Samuel），是那本书中少数仍然活着的人之一。我们仍是朋友，我们见过几次面，而我们之间的记忆有些分歧：他记得那次对话，但是，可以说，记不得（或者记错了）其中的重点所在。在那时，他对但丁并不感兴趣。我们当时肩头担着汤。而我通过自己冒失而天真的努力，通过我的言语和混乱的学术回忆，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用我对但丁的热爱感染了他。是的，在此处，我写道：“要是谁能告诉我怎么接下去，我情愿把今天的汤给他，我忘记了结尾的地方。”我既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我真的会用汤和面包，也就是说，血液，去拯救虚无中失落的记忆。而在今天，靠着印刷纸张的帮助，我可以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地查阅但丁的诗集，这也似乎因此毫无价值。

在当时当地，它们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们让我有可能重建与过去的联系，从遗忘中拯救我的过去，并强化自我认识。它们让我相信，我的头脑，尽管被必要的日常事务所篡取，却并没有停止思考。它们提高我和我的对话者的眼界。它们让我的灵魂得以喘息，虽短暂却使我不至于陷入麻木，事实上，使我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并与众不同：总之，让我找到了自我。只要读过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都会知道被迫生活在一个没有书的世界将是多么可怕，以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对书的记忆是多么宝贵。对我而言，集中营也是如此。在“尤利西斯”前后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总是缠着我的伙伴们，让他们帮助我找寻过去世界的碎片，但从他们那里所获不多，反而从他们的眼里看到了恼火和怀疑——这个家伙干吗一直要找他的莱奥帕尔迪（Leopardi）和阿伏伽德罗常数（Avogadro’s number）？他是不是饿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