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第3/7页）

在我和其他幸存者的记忆里，我注意到在这种茫然无措和对沟通的需要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效果。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我们仍然记得，在单纯的听觉范畴中，那些各种听不懂（后来也没学习过）的语言说出的词句。以我为例，是波兰语和匈牙利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用波兰语说出，不是我的身份号码，而是营房花名册上我前面囚犯的号码：一串声音和谐地结束，就像孩子口齿不清地背诵计算口诀，像什么“stergishi steri”（现在我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44”）。事实上，在那个棚屋里，分汤员和大部分囚犯都是波兰人，因此“官方语言”是波兰语。叫到你的时候，你必须在那准备好，拿好你的碗，以免错过你的那份汤，或者被弄个措手不及。听到分汤员叫到你前面那个囚犯的号码时就立刻跳起来是个好办法。事实上，“stergishi steri”对我来说，就像是铃声对于巴甫洛夫（Pavlov）的狗的条件反射——立刻刺激唾液的分泌。

这些外语组成的声音仿佛录制在空白磁带上一样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像饥饿的胃迅速吸收哪怕难以消化的食物。它们的含义无助于我们记住它们，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毫无意义。然而，多年之后，当我们向能听懂它们的人背诵这些声音时，它们的确有了意义，脆弱而平常：它们是咒骂、诅咒，或日常的只言片语，往往是重复的句子，如“现在几点了？”、“我走不动了”或“别烦我”。它们是从难以分辨的语言中撕裂的碎片，徒劳而潜意识地在毫无意义的声音中挖掘意义或含意的成果。我们的精神同我们的身体一样，当身体需要营养时，会驱使我们到厨房寻找土豆皮——聊胜于无。我们缺乏营养的大脑遭受着独特的饥饿。或者说，这种徒劳而自相矛盾的记忆可能有着另一种意义和目的：它是潜意识中对“以后”的准备，为了几乎不可能的幸存。到那时，集中营经历的任何碎片都会成为巨大马赛克镶嵌图案中的一个纪念品。

在《再度觉醒》一书的开篇，我描述了必要而失败的沟通的一个极端案例：三岁的赫比纳克（Hurbinek），也许秘密生于集中营，没有人教他说话，但有着说话的强烈愿望，用他整个可怜的身体去表达思想。从这点来看，集中营甚至是一个残酷的实验室，在集中营里，人们能够目睹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行为和事件。

在二战爆发的前几年，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曾学习过一些德语词汇，只是单纯地为了理解化学和物理课本，而不是为了主动表达我的想法，或听懂别人的语言。那是法西斯制定种族法案的年头，而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或者到德国旅行，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被投入集中营后，尽管我一开始也很困惑（事实上，也许正由于这困惑），却很快发现我极度贫乏的“Wortschatz”成了性命攸关的重要因素。“Wortschatz”意为“词藻的遗产”，但从字面上可理解为“词汇的财富”，从来没有一个词比这更恰当了。会说德语意味着活下去：我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这一点。我的意大利同胞们并不懂德语，也就是说，除了来自德里雅斯特（Trieste）的几个人之外，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一个接一个被无法理解的风暴所吞没——他们听不懂命令的意思，他们被拳打脚踢却不明所以。集中营的基本道德规定了，一次殴打必须以某种方式提出合理的理由，从而有助于建立犯罪－惩罚－悔改的抛物曲线。所以，“卡波”和他的帮凶们在打人时常常咕哝着，“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接着是总结式的“罪行的沟通”。但对于新来的“聋哑人”，这个仪式失去了作用。他们本能地寻求角落的庇护，从而保护他们的背部；而挑衅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用困惑的眼神打量着四周，就像被困在陷阱里的动物，而实际上他们的境遇的确如此。

对于许多意大利囚犯来说，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狱友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而与德语相比，他们更熟悉法语和西班牙语。在奥斯维辛没有西班牙人，但有很多法国人（更准确地说，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流放者），在1944年大约占总人数的10%。其中一些人来自阿尔萨斯、德国或波兰，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法国避难的犹太人。法国被德军占领后，他们又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说德语或犹太德语（意第绪语）。其他法国人，大城市的法国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比我们提早了一两年，也遭受了同我们类似命运的筛选——那些不懂德语的人早已退出了舞台。而活下来的人，几乎全是“métèque”（法语：外邦人）。他们过去被法国人不情愿地接纳，现在则进行了令人悲哀的报复。他们自然成了我们的翻译，他们为我们翻译那些日常的基本命令和警告：“起立”、“集合”、“排队领面包”、“谁的鞋破了？”、“三人一排”、“五人一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