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5/13页）

这种模仿、认同感或仿效，或者说，压迫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变换，已经引发了许多讨论。真实的和虚构的，令人不安的和平庸的，激进的和愚蠢的——各种各样的说法都被表达过——这不是一片处女地，恰恰相反，这片土地已经被深深地耕犁过，被践踏，被撕裂。电影导演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在被要求就她的一部美丽而虚伪的电影简短发表看法时说道：“我们都是受害者或凶手，而我们自愿地接受这些角色。只有萨德（Sade）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真正了解这件事。”她还表示相信“在每个环境中，在每段人际关系里，都存在着受害者与施刑人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或多或少地被明确表现出来，并往往存在于潜意识层面中”。

我不是一个潜意识和思想深度的专家，但我的确知道很少有人在这个学术范围内能够成为专家，而这极少数人都是最小心谨慎的。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潜藏着一个杀人凶手，但我的确知道，我是一个无罪的受害者，我不是凶手。我知道这些凶手存在过，不仅在德国，而且仍然存在，有些已经金盆洗手，有些仍然活跃着，把他们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种道德疾病，一种美学上的故弄玄虚，一种同谋的邪恶信号；而首先，这是向否认事实者（有意或无意）贡献的一份珍贵的服务。我知道，在集中营里，或者更广泛地说，在人类的舞台上，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单一的事例难以证明什么。尽管我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并重申：把杀人凶手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从根本上蒙蔽我们对于公正的需要。对此，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不可否认，在集中营内外，都存在一些灰色的、立场模糊的人，准备出卖人格和道德。而集中营内的极度压力倾向于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既是犯罪的主体（随着他们选择的自由度的提高，他们的罪行也迅速增长），也是体制犯罪的载体和工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压迫者，在他们犯罪的同时，或者（更多的时候）犯罪之后，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可能体验到怀疑和不安，甚至受到惩罚。但这种痛苦不足以让他们归于受害者的行列。出于同样的原因，囚犯们的错误和缺点不足以把他们等同于他们的看管们。集中营里的囚犯成千上万，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几乎来自欧洲的每个国家，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平均的、未经选择的抽样。即使不考虑他们骤然坠入的这个地狱般的环境，人们也没有道理要求他们（正像那些虚华辞藻所维护的）达到圣徒或禁欲哲人般的行为标准。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行为都是预先规定的。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被剥夺到只能单纯地生存下去，在一个毫无选择（尤其是道德选择）的环境中，每天在饥饿、寒冷、疲劳和殴打中挣扎。在这些人里，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幸存下来。而他们的幸存，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总之，他们是靠着运气活了下来。除了刚开始时他们的健康条件可能都很好，试图在他们的命运中寻找一些共同点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意义。

奥斯维辛和其他灭绝营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代表了合作者的一个极端案例。对于他们来说，人们难以提到“特权”——他们的特权仅限于（但多么巨大的代价！）在几个月内能够吃饱。这肯定不会招致其他囚犯的嫉妒。这个非常含糊的字眼，“特遣队”，党卫军指的是那些值得信赖，去操作焚尸炉的囚犯们。他们的任务是在新到的、要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往往完全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中维持轶序；从毒气室运出尸体；拔掉尸体的金牙，剃掉女犯的头发，整理和归类衣服、鞋子和行李箱里的东西；把尸体送进焚尸炉，并监视炉体的运转，提取和清理骨灰。奥斯维辛的特遣队，视时间不同，人数从700人到1000人不等。

特遣队并不能逃脱其他每个人的命运。恰恰相反，党卫军千方百计使任何特遣队员都无法存活并说出真相。在奥斯维辛，前后共有12个特遣队，每个特遣队在几个月内维持有效运作，然后即被屠杀。每次德军都采用不同的诡计来避免他们进行可能的抵抗。每个特遣队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焚烧他们前任的尸体。在1944年10月，最后一个特遣队进行了暴动，炸毁了其中一个焚尸炉，随后在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被镇压（我稍后会介绍这场战斗）。所以，特遣队的幸存者极少，只有个别人因为命运一时不可预见的异想天开才侥幸存活。在解放后，他们中没有人愿意述说他们可怕的生活境遇。我们关于特遣队的信息，来自于幸存者贫乏的证词；来自于他们的“教唆者”在各个法庭上的供述；来自于偶然接触过特遣队的德国或波兰“平民”的证词，还有最后的，某些特遣队员，为了未来的记忆而狂热书写的日记。这日记被极端小心地埋藏在奥斯维辛焚尸炉附近。所有这些信息相互一致，但我们仍然发现难以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完整的画卷，去了解他们每天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接受他们的生活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