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The Memory of the Offense 罪之记忆（第3/5页）

即使比尔克瑙集中营（Birkenau）焚尸炉的烟囱历历在目，这些辩解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厚颜无耻的结果。一个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对其个人所实施的压力是可怕的。它拥有三个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传或把宣传伪饰成教育、指示和流行文化，对多元文化信息树立壁垒，以及恐怖。然而，这并不能让人们承认这种压力是无法抗拒的，尤其是在第三帝国短短的十二年统治中。犯下深重罪行的人，如艾希曼和霍斯，在答辩和开脱自己的罪行时，夸大其词，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记忆的操纵，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帝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国家”之前，两人早已出生并长大成人。而他们加入纳粹的原因，更倾向于机会主义的投机，而不是党徒的狂热。直到战后，他们缓慢而（很可能）无意识地，再造他们的历史。问一个人这样自欺欺人是出于奸诈还是诚信。这真是个天真的问题。他们面对别人的痛苦时，显得那么坚强；而当命运把他们送到法官面前，等待着罪有应得的死刑下场时，只好为自己营造一个方便的虚假记忆，并最终笃信这份记忆的真实性。特别是霍斯，他并非一个城府很深的精明人，就像在他自传里的形象，事实上他不是一个倾向于自制和内省的人，以至于没有意识到正是他的发誓和竭力否认，反而证明了他粗野的反犹太主义罪行，更没有意识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优秀的公职官员、父亲和丈夫显得多么虚伪。

对于这些再造的虚假记忆（但不仅是这些，而是所有的记忆），人们一定会注意到，事实的扭曲往往会受到事实本身客观性的限制，如第三方证言、文件、罪行实证（corpora delicti）、公认的历史背景。一般来说，人们难以否认他们做过的特定事实或这样一个事实曾经发生过；相反，人们非常容易歪曲导致事实的动机或我们内在的、由事实引发的情感。我们的动机和情感是极度善变的，即使很小的压力也会导致答案的扭曲。在回答“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做这件事时在想什么”之类的问题时，并不存在可靠的回答，因为精神状态的性质是反复无常的，而记忆本身甚至更不稳定。

犯罪记忆的极度扭曲往往发生在记忆的抑制状态。这里，同样，真与伪之间的界线会趋于模糊。人们经常会在法庭上听到“我不知道”或“我记不住了”，有时罪犯的确故意说谎，但有时却是一种僵化自欺的谎言，形成了化石般的固化模式。回忆者决定放弃这段记忆，并通过否认这段记忆而取得成功——他已经排出有害的记忆，就像人们排出排泄物或寄生虫。辩方律师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常常建议他们的客户，把记忆断层转化为遗忘，把推定的事实当作真正的事实。我们不需要深入精神病理学的领域，就可以找到一些人物案例——他们的陈述让我们迷惑不解，虽然我们肯定他们的言语是虚假的，但我们无法确定主体是否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荒唐地假设一下，如果说谎者在一瞬间变得诚实起来，他自己也会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在说谎时，他就像一个完全入戏的演员，与他的角色化为一体。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试图行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土耳其人阿里·阿贾（Ali Agca）在法庭上的行为。

要想抵御难以忍受的记忆侵扰，最佳手段就是延长“免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阻止它们进入头脑。阻止一份记忆要比忘记一份记忆容易得多。实际上，当士兵们受命去做“脏活”时——即使最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也无法接受的工作——为了保护这些士兵的良心，确保他们能奉命行事，纳粹指挥官们为此费尽了心思。在苏德战线之后的特别行动队，强迫平民挖掘巨大的公共墓坑，然后便在刚刚挖好的万人坑边用机枪屠杀平民。每当这时，纳粹就应行动队员所需，为他们提供各种烈酒，通过酒醉来模糊屠杀的记忆。那些众所周知的委婉辞藻（“最终方案”、“特殊疗法”，还有特别行动队的字面解释：“快速反应部队”，都是为了掩盖一个可怕的事实）不仅用于欺骗受害者，防止他们采取自卫行为，也是为了在可能的限度内，向公众以及其他未直接参与屠杀的纳粹部队，隐瞒第三帝国占领的全部土地上究竟发生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