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第5/8页）

对那些生活在集中营世界里的犹太人，“逃跑是困难并极为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借助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当牛做马，却深知在德国人的眼中，他们的价值连牛马都不如。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衣。他们的木鞋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隐藏地点。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严密监视之下，也在目光敏锐的秘密警察的档案之中，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于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在纳粹统治的天罗地网里，“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避开巡逻队，在警戒塔上配备机枪的哨兵的监视，专为追踪人的气味而训练的军犬，他们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家”。（177—178）

比起受害者们，那些加害者和施刑人才是更应该受到羞耻心责备的，但是，他们却常常用逃避和更改记忆的方式回避这种本该来自羞耻心的责备，“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7）

对于那些逃避有罪记忆（memory of the guilty act）的人们来说，“被洗脑”反而成为他们自我开脱的方便理由。莱维以耶路撒冷审判的艾克曼和氢氰酸毒气室的发明者鲁道夫·霍斯为例指出，几乎所有的纳粹军人都以相同的理由来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人们一直教育我们绝对服从、等级观念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被灌输了种种口号，被仪式和游行冲昏头脑；人们告诉我们，唯一的正义是我们人民的进步，唯一的事实是领袖的指示。你们（还能）希望我们做什么？”（9）在对有罪行为的记忆中，“诚实”（good faith）和“自我欺骗”（bad faith）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那些被带上法庭的罪犯常常会说“我不知道”和“我不记得”，有的是故意撒谎，有的则是因为决意放弃这段记忆，并通过否认这段记忆来逃避罪责，“在说谎时，他就像一个完全入戏的演员，与他的角色化为一体”。（12）

在受害者中也有不愿记忆的，但与加害者的情况不同。在受害者那里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任何曾遭受过不公正待遇或伤害的人，不必精心编织谎言，为自己开脱并未犯下的罪行。即便如此，由于一种看似矛盾的机制……他也许会为此深深感到羞耻。但这并不能否认受害者也会出现记忆更改这一事实”。（14）羞愧对人的记忆起着至今尚未被人们充分了解的多重细微影响，莱维的剖析也许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莱维引述说，党卫军喜欢这样嘲笑囚犯，“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莱维拒绝在这样的魔咒下度过他作为幸存者的一生，他要用自己的见证证明，只要坚持记忆，这样的魔咒是可以破除的。

四、作见证和当知识分子

灾难见证具有普遍的教育作用，对于灾难见证，莱维一直意识到大屠杀幸存者维塞尔（Elie Wiesel）所说的那种“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困难。莱维对大屠杀的冷静观察、平和叙述和低调语气使得他的灾难记忆被看成是见证作品中“最不惊扰、最不伤害，也最不追究责任的”。大屠杀幸存者让·埃默里（Jean Amery）就曾经批评过莱维作品中的这种冷静和不愤怒，指责他是一个对纳粹罪行的“宽恕者”。其实，读过莱维诗歌的人都能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缺乏激情的人，更不是一个被打了左脸又把右脸送上去的宽恕者。在写作《元素周期表》（1975）的时候，莱维就已经反驳了对他的这种误解。莱维提到了一个叫穆勒（Muller）的德国人，穆勒曾经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化学师，战后又与莱维有化学业务的往来，莱维说，穆勒“在我的书里看到一种对犹太教（愤怒）的克服，一种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的教诲，那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