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青帮阴谋（第4/12页）

然而，对蒋介石来说，他的革命就有点类似于“请客吃饭”。共产党人为他在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他率领的军队却一路上无所作为。蒋介石率领的东北一路似乎铁了心要毫发无伤地抵达上海，一路上养精蓄锐，步伐缓慢，极力避免与敌军发生正面接触。蒋介石限制与他们同行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并禁止农民和工人们对沿途的地主乡绅进行打击。西北路军一连串的胜利引起的恐慌和兴奋已经给人们产生了这种印象：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方推进。外国观察家们错误地把与西北路军毫无关系的蒋介石率领的军队说成是此次北伐中唯一“负责人”和“可靠”的部队，而把那些“不负责任”的行动都归咎于“左”派领导的军队。

1926年10月，“左”派军队攻下了武汉，国民党自由派和共产党控制了湖南和湖北两省。12月，江西和福建也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国民党政府开始从广州迁往位于长江中部的武汉三镇，即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地。第一批离开广州的有鲍罗廷、庆龄、庆龄的继子孙科、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宋子文，与他们同行的有“左”派的军官们和十几位苏联顾问。他们先是乘坐火车，到达终点后改乘轿子继续前进，同时还要避开敌军控制的地区。后来他们又换乘舢板和小船，再后来便需要骑马前进。有一半多的路程，他们都是冒着倾盆大雨徒步赶路，趟过小河，在泥泞的山路上跋涉。

武汉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武汉由武昌、汉口和汉阳这三个位于长江两岸的镇子组成。它是一座工业化城市，到处都是不安分的工人，支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十分强大。一支由30万名支持者组成的游行大军在那里等候着国民党领导者们。飞机在空中盘旋，接连不断的烟花爆竹声如同机关枪的肆虐声。

1927年1月3日，武汉的民众借着庆祝活动的兴奋劲儿，自发行动，攻下了汉口的英租界。另一批人则接管了位于武汉下游的九江英租界。武汉国民政府宣称这些都是他们取得的胜利，从而提高了他们在中国“左”派人士中的声望。英国政府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两处租界。但在做出让步的同时，英国人也调集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远征军，以保护他们最重要的战利品：上海。

与无产阶级控制的武汉相比，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大本营就像是一个充斥着传统价值观念和乡绅的中世纪城堡。那里除了一座发电厂和一座搪瓷厂外，再没有其他重要的工业。那里秘密会社的势力非常强大，手握大权的国民党保守派领导人在退职之后，也会选择退隐此地。蒋介石与这里的青帮头目们一直过从甚密，这一点鲍罗廷和武昌起义的“左”派人士都不知情。黑帮领袖们获悉，共产党和其他“左”派人士正计划在上海举行一次辛亥革命那样的民众起义，青帮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着他们。

上海的共产党人对于起义的方法和目标的意见并不一致，而斯大林不断发来的那些充满恶意且非常不利的指示又经常让他们陷入迷惑当中。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计划在1926年10月发动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举行起义。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抵达上海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想通过起义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并计划在蒋介石到达后，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夺下整个上海。

跟黄金荣和杜月笙商谈了即将爆发的共产党起义之后，蒋介石派了一位名叫钮永建的亲信参谋去向上海的“左”派人士传达他对起义的“支持”，声称将派一支黄埔军“别动队”参加起义。看到蒋介石愿意加入进来，“左”派人士非常高兴，将最终敲定的起义计划的细节都告知了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青帮头目们随后便向当时控制上海地区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告密。当共产党发动起义时，孙传芳的部队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而蒋介石许诺的“别动队”也没有出现。看到孙传芳手下那些装备精良的雇佣军，共产党的干部和工人们惊得目瞪口呆，随后便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共产党组织者们却没有怀疑是蒋介石背叛了他们。

血案发生后，周恩来立即从广州赶到上海，负责重新组织被打得支离破碎、士气低落的罢工力量。周恩来曾在鲍罗廷身边工作过，还在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位城市布尔什维克，在法国留学时期也了解过巴黎公社的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