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熊共舞（第8/16页）

孙文与云南、广西两地军阀之间的结盟时断时续，导致位于广州的南方政府的势力范围几乎没有超出珠江口。只有一次，在一场大战中，他手下的将士们打到了远处的农村，随后双方军队便客客气气地后撤，重演了中国传统的臭弹战术，也就是在这样的战斗中，除了喧天的锣鼓声和刺鼻的臭味，双方都不采取具体行动。

即便是在广州城内，孙文的统治也很薄弱。他手下的那些雇佣军无法无天，与海盗、三合会成员以及经常欺负店铺主人的街头流氓们一起在大街上横行霸道。

一位西方旅行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广州城）几乎已经完全被那些衣衫褴褛、行为懒散而又极具破坏性的流浪汉和曾经的匪徒们所控制。广州城的大小庙宇、被没收的工厂、强占的房屋以及其他任何没有外国军队保护的地方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几乎每一天，在码头或其他被征用作为军队指挥部的建筑物门口，都能看到各种旗帜、横幅、鲜花，以及裸露的刺刀和上膛的自动步枪……中国任何地方的士兵都很差劲，但我宁愿跟北方的士兵来往，也不愿与这些散乱幼稚，有时又凶狠放荡的南方兵痞打交道。这些人经常带着现代化重武器在广州街头游荡，他们不仅允许人们赌博、吸毒、卖淫以从中渔利，而且还会出钱资助，或者通过威胁来进行这些丑恶的交易。这些人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没有什么纪律性可言，平日里也没有固定的任务，因此除了这些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政府部门的小汽车经常会朝着亚洲旅馆疾驰而去。车里通常会坐着一位满脸倦容的重要人物，汽车的踏板上则站着4位、6位或者8位身穿卡其布军装、手拿上了膛的自动手枪的士兵。坐在车里的那个年轻人走向电梯，这些士兵紧随其后，然后再一起从电梯上下来，重新登上汽车离开。这种带着上膛手枪四处横行的场景在广州很常见。

1923年的广州城一片大乱。各个国家都抓住这一时机加以干预，美国人自然也不例外。得知有人正在帮助孙文之后，就像依阿古去挑拨奥赛罗[5]一样，美国人也试图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鲍罗廷’是个化名吗？你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吗？”

身材矮小的孙文眨了一下眼睛，回答说：“知道，拉斐特。”

法尼娅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广州与鲍罗廷团聚。他们一家搬进了一栋阴暗丑陋的黄色两层小楼里，楼的后面是广州练兵场，前面则是一栋同样丑陋不堪的楼房，里面驻着国民党政治统治机构的总部：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名身穿皱巴巴的灰色制服的中国士兵手握钢枪站在他的门口两侧。从门口进去则是一个宽阔而空荡的大厅，二楼楼梯口的平台前也有一个士兵在那里站岗。鲍罗廷一家住在二楼的几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楼上有一间候客厅，里面空荡荡的，除了在正对着的两侧悬挂着的孙文和列宁的画像之外，什么都没有。

楼下的几个房间里堆积着大量的文件，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翻译人员。鲍罗廷的首席中国助理也住在这栋楼里，全面督查这里的工作。后来，一位在巴黎留过学的年轻共产党员担任了鲍罗廷的秘书，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除了靠近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鲍罗廷选择这个地方居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喜欢骑马，如果没时间远行，他可以到练兵场上小试一下。这栋阴暗的房子也非常适合下棋，有时候他一下就是好几天。

鲍罗廷在11月广州保卫战中的果断表现给孙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显然，他对这位苏联顾问非常信任，在接下来的数周内达成了多项协议。他们谈话时，鲍罗廷总是认真地听孙文在那里高谈阔论，只有在孙文询问意见时才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孙文的战略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控制华中地区，比如汉口之类的城市，再背靠苏联，在蒙古建立第二个根据地，那么在与外国列强打交道时就可以态度强硬一些。有苏联做后盾，北京就被纳入了他在蒙古基地的打击范围之内。当时鲍罗廷也已答应会建立一条海上供应线，以从苏联购买木材、大米和大豆为掩护，偷偷从西伯利亚的各个港口往广州运送各种武器装备。